滕文生: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和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3)

滕文生: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和亚洲价值、东方智慧的研究(3)

六是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几千年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同范围、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一直是向往和珍视的,而且这也是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协和万邦”“合和万国”的理念。当然,那时的所谓“万邦”“万国”都是中国境内的方国或诸侯国。到了秦汉以后的历代当政者,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奉为指南,将“国虽大,好战必亡”引为鉴戒,主张按照“以德为邻”“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长期实行的所谓“朝贡体系”,即“进贡”与“回贡”、进贡使团与贸易商队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式,虽然在礼仪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国家关系。历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将“和为贵”列为第一条,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过“世界一家”,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也称“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这些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所以能够率先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处理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七是诚敬为本、互尊互信。这主要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国自古就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乐文化,中国民间则普遍流行乡约家规,社会上下都是将诚敬互信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彼此之间加强团结、和谐相处。中国古语中的“敬天法祖,敬重百姓”“诚实守信,互谅互让”“患难相扶,休戚与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体现着这一道德原则。诚敬与互信,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加以倡导的。印度人吟诵千年的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就是教导人们要尊敬师长、尊敬他人,自己则要自制诚正。伊斯兰教教义中也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规定,并把是否履行这一规定作为衡量每一个穆斯林行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诚的重要标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人们还深知,诚敬为本、互尊互信,不仅应该成为个人之间交往的重要规范,也应该成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交往的重要原则。

八是义利结合、互惠互赢。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不同利益上的道义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主张明义正利、义利兼顾,倡导互利互助、合作共赢,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交往、社会交往、国家交往中所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语中宣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高扬的利他主义思想旗帜,就是亚洲人民倡导义利结合、互惠互赢的鲜明写照。

九是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彼此之间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无不以失败告终,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亚洲人民历来主张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应该相互融通、互学互鉴,所以亚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断进步的历史局面。中国典籍中阐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倡导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教义中主张的“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都闪烁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明的互学互鉴的一次集中体现和杰出产物。

最后,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以上列举的九个方面的思想智慧,一是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可能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特色的思想智慧没有涵盖在内,即使已经提及的,其中所引用的论述也可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二是把这九个方面作为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基本内涵,并不是说这些价值和智慧都是亚洲文明所独有的,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就没有这些价值和智慧,而只是相比照而言,只是表明它们在亚洲文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富有自己的特色;三是对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作以上概括,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也算是“抛砖之语”。今日“抛砖”,希望来日能收“引玉之效”。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7月9—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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