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治理需把牢数据主权（3）

寻求突破：放眼内外、综合施策

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强化数据主权的目标与行动。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战略应坚持数据主权，我国政府对其管辖地域范围内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数据拥有最高权力，能独立自主对本国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在国际交往合作时，充分尊重他国数据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积极开展数字外交，利用我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产业，推广互联网应用，形成更多和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一带一路”金融、产业、人口、交通等专业领域大数据，通过数据共享共治，提升区域内的数据治理能力，建立区域数据利益同盟。

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建立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然而，当前全球缺乏统一的针对网络数据主权的法律法规，各国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也不均衡。纵观现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可考虑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数据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强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国家大小，主张地位平等，反对数据霸权，强调数据治理公平与开放。应强化联合国下设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的作用，增强其在全球互联网核心资源分配、全球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改善、缩小数字鸿沟、打击网络犯罪和建立全球数据流动规则等方面的作用。此外，也可以在现有二十国集团（G20）的基础上，建立数据二十国集团（D20）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加强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沟通协作建立定期磋商机制，共同探讨全球网络治理新体系。

加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和核心数据的保护。我国应加快网络安全法审议进程，建立完善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包括:

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护制度。明确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分类，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认定标准、等级和程序；全面评估我国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现状，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测评制度；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负责人制度、保密管理和境外数据处理禁则。

建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监测通报、预警制度和处置机制。从预警级别、预警启动、不同级别预警的应对机制以及预警解除等方面，完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监测通报规划和方案。制定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的分级处置标准、信息发布机制、数据恢复制度、责任追究机制，对于特大、重大信息安全事件要做好专项预案。

明确专门监管机构的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各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护的行业主管和安全主管分离的制度。

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数据主权、保护数据安全。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应加快从法律上确立我国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地位，国家对其管辖地域范围内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所产生的文字、图片、音视频、代码、程序等全部数据在产生、收集、传输、存储、分析、使用等过程拥有最高管辖权。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制度，规范网络使用行为，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法律制度上增强国家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推广、应用安全可信的网络技术和产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切实维护网络设施和网络数据安全。

切实加强多边合作，形成数据保护利益共同体。欧洲在数据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数据跨境流动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早在1995年，欧盟就出台了《关于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数据保护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即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制定了严格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并要求各加盟国建立统一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以保证个人数据在加盟国之间自由流通。2015年12月15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出台，对互联网企业自由收集、分析和管理用户信息的权限进行了严格限定和监管，严格保护个人数据。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欧洲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全球性的互联网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也受制于美国。中国与欧洲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数据主权方面存在利益交汇点，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同样受美国网络霸权的威胁，我国应加强与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数据保护合作机制。

（执笔人：张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