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朝：古田会议与红军长征（2）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从军事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就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使命，党中央在《红星报》发表《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树立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入凉山彝民聚居区后，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和支援红军。

古田会议指出，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要防范“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并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及中央军队、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经历了数次变更。不论是红一方面还是红二方面军中，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是党的领导路线错误造成的。张国焘因此（红四方面军约十万人）拥兵自重，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发展到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古田会议所提出的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思想，从组织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设根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党和军队极端民主化的严重危害，提出要使党内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口号，并形成了一套保护党员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会议制度。会议所总结的关于党内批评的目的、意义、任务、途径和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这些都为红军长征途中解决党内各种问题提供了示范和指导。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了正确的组织路线。遵义会议之前，以李德、博古为核心的领导层独断专行，搞宗派主义，导致革命事业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一方面与错误路线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绝大多数人，和许多同志交换过意见促使他们觉醒。遵义会议以后，党内坚持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矛盾，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即便博古犯了严重错误，党中央也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与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是绝不相容的。然而，党中央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的回心转意，最终促使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使全党全军团结在新的领导集体周围。二是会风民主。就遵义会议看，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红军高级将领。会议围绕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军事报告，开展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至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下至列席会议同志都作充分发言，虽然会上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但会议最终解决了红军行动方向的战略性问题，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三是会议议题明确，思想统一。从通道会议起，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等，其讨论的议题针对性强，攸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和行动方向，也解决了实际问题。四是各方面执行会议精神异常迅速坚决。往往是会议刚结束，会议精神就传达，行动就开始。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强大执行力，反映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的巨大威力，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