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朝：古田会议与红军长征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按古田会议精神搞好部队建设”，并要求人手一本加以熟读。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为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文件和全军的教材，并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难看出，通过红军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党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实际上，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与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古田会议精神指引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首次入闽，初步勾画创建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然而，在此前后，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革命力量难以壮大，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难以有效贯彻。为此，红四军派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8月，红四军收到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等主导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导信》。12月29日，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在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成为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自此以后，红军队伍得到不断壮大，成长为一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英勇善战、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武能文的坚强军队。

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3年底至1934年初，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力支援方面，苏区开展“扩红”运动为红军长征提供大量兵源。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经过两次突击“扩红”，新增兵源达8万余人，仅红一、三、五、八、九五个主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就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及5300余名挑夫。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有力支援，对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从思想政治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这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红军长征途中取得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左”倾错误不仅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受损失，而且影响到各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和实践经验受到排挤、指责、打击，党内正确思想没有成为指导思想。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开始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局面，最终导致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红军的军事失利在湘江战役达到了顶峰。严酷的事实迫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党和红军深感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是不行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回归。中央红军由此走出困境，转危为安，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各路红军最终会师陕北地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思想的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古田会议确立、经受长征实践检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指引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