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央红军历史命运的存亡之战

内容提要：四渡赤水作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四渡赤水作战，则在军事上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一再溃败的局面，由原来的处处被动挨打，转变为战略上的主动，从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四渡赤水作战的胜利，是中央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枢纽。其经验为：一是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二是实施高度迅速机动，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三是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迫敌就范，各个击破敌人。

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的三条基本经验，对于新时期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运用虚实行动，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掌握强弱转化规律，扬长避短，创造新战法等。

关键词：四渡赤水  指挥艺术  历史启示。

四渡赤水作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它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核心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历史表明，四渡赤水作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四渡赤水作战，则在军事上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一再溃败的局面，由原来的处处被动挨打，转变为战略上的主动，从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四渡赤水作战的胜利，是中央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枢纽。所以，毛泽东生前曾先后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陈毅谈到并称赞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一生指挥的大小战役数百次，他为什幺唯独称赞“四渡赤水”作战是“得意之笔”呢？其奥秘之深发人三思。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1）　因而，从战役指挥和军事哲学相结合的高度来研究四渡赤水作战的指挥艺术，不但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

一、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

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包括战略方向和战役方向，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经验。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进军方向和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是关系着红军存亡和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1933年9月―1934年9月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开始长征时，实行退却中的“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1]，带上坛坛罐罐的长途搬家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又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却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击，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到了湘黔边境，“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原定计划，要向湘西边界前进，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会师，调集40余万大军，构筑碉堡，严密封锁，前堵后截，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西地域。当时红军如果再去湘西，无异于自投虎口，招致全军覆灭。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提议并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打几个胜仗，力争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中革军委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转兵西进贵州，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第一次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

1935年1 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果，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长达4年时间的统治，使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决策核心，并有幸成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主要成员，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虽然“、、、、、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 但这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它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平台。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机动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跳出敌人的重围，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任务。并根据敌我情况的急剧变化，适时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即确定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这样，就把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积极主动的伟大战略进军。这对于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乃至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根据遵义会议制定的基本战略方针，坚决摒弃过去的阵地战，采取运动战的方针，指挥中央红军从四渡赤水开始到北渡金沙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几经变更作战方向，从而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重。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2、红6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遂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进逼。1935年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遵义以南的刀靶水等地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中革军委根据上述形势，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建立新的苏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向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

从1月19日起，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川军则以8个师的兵力分向松坎、赤水、叙永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给予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　

据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1月29日，红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四川省以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川军立即以12个旅分路追击，并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7日，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遂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3]　接着，红军即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1路军，以何健为总司令，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2　、红6军团；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国民党军组成第2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辖4个纵队13个师、4个旅。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　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此时，敌第2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军的侧击，毛泽东等遂决定东渡赤水河，改变进军方向，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2月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5军团一个团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之川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蒋介石慌忙调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调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调薛岳部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结果，遵义一役，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而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则化被动为主动，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指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向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4]四渡赤水之战，如果没有中央红军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转向川、黔、滇边机动作战的行动，那幺也就没有尔后北渡金沙江的可能。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上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最后，终于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这正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卓越之处。

二、实施高度迅速机动，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

实施机动歼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著名将帅指挥战役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机动对于争取时间完成军事行动历来被军事家们所重视。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行军就是战争”。他认为，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才能获得胜利。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作战，就是通过迅速高度机动，在运动中击破敌军合围作战的典范。

四渡赤水作战，中央红军在战略上是处于内线被合围的态势，要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队的围追堵截，就必须实施高度迅速机动歼敌，实现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成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使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敌军变成战役战斗上的劣势和被动。　　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弱了，而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5]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实现了这种转变。

中央红军通过一渡赤水、二渡赤水的高度迅速机动，大量调动敌人，造成了国民党军在遵义、桐梓地区兵力比较薄弱空虚的态势。2月28日，在红军再占遵义城时，奉蒋介石之命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9师、第93师孤军冒进，先后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新站地区。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乘敌第59、93师立足未稳之机，集中兵力歼其于遵义以南地区。为此，红军以一部兵力在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从左翼向忠庄铺突击，直播第1纵队指挥部。第1纵队指挥部遭突然袭击，丢下部队，慌忙夺路南逃，红军乘胜发起猛攻，迅速将其2个师大部计5400余人（其中俘敌3000余人）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一段时内不敢轻进，从而使我军得到了物资补充和短期休整。正是由于中央红军向扎西的迅速机动和长途回师东进，才大量调动了敌人，造成敌后方空虚的有利战机，从而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3月21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佯攻贵阳，毛泽东遂指挥中央红军乘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时，并在敌人尚未判明红军意图以前，又突然于4月9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接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这比拿破仑指挥的法军的行军速度快2.5倍），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并示形于昆明。当蒋介石急忙调兵保卫昆明之际，中央红军却又乘虚直抵金沙江畔，至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而使我军转危为安。

毛泽东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幺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  ‘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6]。可以说，高度迅速机动，既是四渡赤水作战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作战的艺术精华之一。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走中有打，打中有走，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指挥3万疲惫之师，抗击40多万以逸待劳之敌，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十分被动；而中央红军则纵横驰骋，要打就打，要走就走，稳操主动。这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更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在运动战的实践方面，表现了高度的指挥艺术性，至今仍令人叹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