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学昌:从时而谋思战策

姜学昌:从时而谋思战策

明朝军事家王守仁曾说:“兵无定势,谋贵从时。”克劳塞维茨也形象地将战争比喻成“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可见,只有从时而谋,审时度势,紧跟变化,适当超前,才能获取克敌制胜之道。当前我军正在深入推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为了应对现代战争挑战,打赢未来战争而进行的改革。需要各级尽快适应新形势和新体制变化,转变思想,跟上步伐,提高打赢能力。

做到真知兵。指挥作战,贵在知兵。据《资治通鉴》载:东汉初年,刘秀部将马武被乱军苏茂、周建击败,奔经刘秀手下另一战将王霸军营时大呼求救。王霸则说:“贼兵正盛,我出兵必然和你一样失败。”因此闭营坚壁,静观其变。王霸部下纷纷要求出战,都被王霸劝止。苏茂、周建见王霸按兵不动,放心攻打马武军队。马武军见无人来救,则以一当十,奋力拼杀。双方激战良久,王霸军中壮士数十人再次断发请战,王霸这才开营出战,以精骑袭敌背。苏茂、周建前后受攻,惊乱败走。

孙子曰:“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王霸正是这样的知兵之将,他对敌我强弱,取胜之法,了了于心,而且巧妙地利用了己军、友军、敌军的不同心理,稳操胜券。他懂得士卒在危急时会发挥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故本欲救而示之不救,去其依赖心理;他了解马武一向作战顽强,会全力拼杀,可借以消耗敌人;他相信敌军一定轻敌妄进,必“有敝可乘”,故示弱以骄纵敌心;他知道己军绝不坐视,故示不救以激励士气;他善择战机,败不立救,待机会到来时,伺机而动。由此可见,知兵者不仅要知敌我兵力、兵器、部署等有形因素,而且还要知敌我心理、作战精神、与友军等无形因素,唯此方称得上真正知兵。

做到真知战。战法是未来联合作战的基本方法,必须加强深度挖掘。而在加强战法研究的力度时,不可忽视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战法研究着眼点选择不准,其结果将南辕北辙,劳而无功;立足点选择不当,脱离部队实际,要么流于空谈,要么一味照搬外军的做法,无补于我。但当前有的部队在确立战法研究着眼点上,多共性,少个性,以“着眼未来”的概念取代对战争的具体分析,当谈到未来作战的特点时,从排、连战术到战役战略行动都是“突然性、快速性、残酷性”等众口一词的套话,缺乏针对性。在立足点上,习惯于静态研究,强调立足现有装备多,不善于动态研究,立足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实少。

熟知对手是制胜的前提,也是战法研究的客观基础。古往今来,进行战法研究通常是先了解外军的战法,再探索自己的战法,以增强针对性。这一程序反映了战法研究的基本点是知彼,由此才能找到破敌之策。敌情分析“差之毫厘”,战法研究就可能“谬以千里”。战法研究的重点应紧密结合战役战术课题,为改进训练提高实战能力寻找依据。战法研究的成果若无相应的实战化训练来落实,将成为“不结果的花”。同样,训练不吸收战法研究成果,则是脱离实战需要的徒劳之举。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寓战法研究于实战化训练之中,向实战化训练要效益,才能真正实现战法研究的价值。

做到真善谋。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情况千差万别。尤其是现代战争,更是变化多端。如果还沿用过去机械化战争的思维模式,拘泥过去的经验,处处运用传统思维去思考和决策,就难以制定出高敌一筹的奇谋方略。一般说来,指挥员思考和判断对方的行动企图,多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和通常的用兵法则进行的。因为长期的实践活动,使指挥员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在判断敌情和处置情况时容易产生习惯思维,不由自主地按照常规判断真假虚实。而现实要求指挥员在思维判断、运筹决策时,要善于进行跳跃性的不规则思维、广泛的联想思维、反向思维和超前思维,灵活地进行虚实变换。在设计作战方案时,只有善于反常规、常法、常理而思维,才能造成敌人的迷惑和错觉,使其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受我所制。

战争史上,大凡战功赫赫的指挥员,大都善于谋划“不可思议”。譬如,在拿破仑取得洛迪战役胜利后,一位年老的匈牙利军官曾在俘虏营里说:“他总是时而在我们前面,时而在我们后面,时而又在我们两侧,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在作战中这种作战方法是受不了的,它违反了一切常规。”这位被俘军官的“无法理解”,既是对拿破仑指挥艺术的赞誉,也是对拿破仑思维不拘一格的生动描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无论是推进实战化训练还是设计未来作战,无论是加强装备研发还是推进后勤建设,都要善于着眼新的体制和新的任务,创造性提出落实方案,以新的思维方法化解问题。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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