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宾馆：重要决策诞生地

1959年初，京西宾馆开始筹建。1961年初进入內部装修阶段时，正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施工被迫下马。1964年，为解决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境外友人的食宿接待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京西宾馆内部装修得以完成。此后，京西宾馆成为北京的一个政治地标，一个“见证奇迹”的历史之地，它具有同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义。作为接待党政军重要会议和活动为主的场所，京西宾馆有着“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的美称。本文扼要披露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在京西宾馆及与之有关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以飨读者。

一、 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京西宾馆建成后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三年，1966年“文革”爆发后，这里便成为了备受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67年1月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针对江青等人要求军队支持地方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叶剑英坚决反对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负有保卫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江青眼看占不了上风，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这张牌。这时，叶群也随声附和，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叶群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叶剑英看势头不对，赶快离席，随后同聂荣臻退出了会场。

叶剑英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

其实，叶群等人的发言事先是有预谋的。这天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知道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内容，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藏了起来。

1月20日上午，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见萧华没来，江青故意大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去哪了。萧华躲躲闪闪的。徐向前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萧华如实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徐向前气得拍桌子时，因用力太大，震得茶杯盖子掉到了地上。这时，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说道，“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老帅们正气冲天，江青一伙邪不敌正。“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是这样传开的。

二、“文革”中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元旦刚过，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等军区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叶剑英与周恩来竭尽全力，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和保护了这些将领。于是京西宾馆就成为了这些老干部的“庇护所”。

不过好景不长，京西宾馆又成为了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967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组织不许冲击。”然而1月28日，有人不顾中央军委的这一决定，包围了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形势紧迫而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成“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是造反派冲上楼，就准备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这事过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部分省市自治区一些靠边站的部队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做出了大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宾馆立即修建围墙的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此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有两个连，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又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