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道路命运

2005年8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第一版“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一篇510字的短文，讨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他引用一位哲学家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

10年后，在论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章中，这句话被频频引用。而此时，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已将对文化的自信视作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

价值重建、文化创新、文明复兴的重要性固然已是共识，而究竟如何实现，仍是需要极大智慧和勇气的难题。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人类文明史上，可能再没有哪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也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

硬实力不行，一打就败；软实力不行，不打自败

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此举被评价为使中国从经典信息技术的跟随者转变为未来信息技术的并跑者乃至领跑者。这颗承载着科学家们“改变世界”愿望的卫星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墨子号”。据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墨子最早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并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而这条原理为量子通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颗卫星的首席科学家说，以先贤墨子为卫星命名，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三周之后，杭州G20峰会开幕当晚的文艺演出，选在西湖的水面之上开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们，面对着浸透中国文人千年笔墨的这一片水色波光，感受着“最中国”的文化梦境。

而就在距离杭州不到200公里的上海，带有浓厚美国文化印记的迪士尼乐园，不久前刚刚在中国开张，这是17年曲折谈判的结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娱乐企业终于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市场。有评论说，在迄今为止尚无一家西方媒体公司真正进入的中国市场，迪士尼的落地“简直就像个奇迹”。习近平在祝贺迪士尼开园的信中赞赏，它展现了“跨越文化的合作精神和顺应时代的创新思维”。

无论是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还是接纳包容，文化软实力用无远弗届的影响辐射，显示着它在今日中国愈发突出的存在感。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有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明确地阐释文化的价值与力量，异常坚定地推动文化的创新与进步，直白晓畅地表达对于文化的信心与信仰。

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主持中央工作伊始，中国正面临着国际国内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习近平依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

从2013年末开始，第12、13、18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都涉及文化软实力问题，习近平本人也在多种场合论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与策略，形成了文化软实力战略发展的大思路。

在习近平看来，“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他特别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其道路命运休戚相关。一个国家如果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习近平强调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战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硬实力在增长，如果不强调发展软实力，一些邻国会因为担心中国崛起对他们构成威胁，进而结成平衡中国力量的联盟。如果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提高软实力，就能‘安抚’这些国家，‘软化’他们结盟的冲动。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软实力外交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魅力攻势’。中国的内外软实力都在增强，这种令人赞赏的正能量的政治局面，我称之为‘正和政治’。”

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包括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即涵盖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文化，只是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

以往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论及“软实力”，更多地局限于“文化软实力”，对于制度、价值观少有涉及。而纵观习近平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阐释和论述，其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括文化，也将价值观、制度等融入其中；不仅将文化视作政治、经济、思想理念等的本源与底色，也将政治、经济、思想理念等的成就，视作文化的能量来源。

可以说，这种对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扩展融合，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打开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也无声地流露出强大的自信。

有研究者分析说，习近平的“文化软实力”观，可以解析为“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其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视野中的文化软实力本体。

国防大学学者颜晓峰在一次演讲中说，文化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政治上层建筑对文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软实力，制度被赋予了文化的属性、内涵和品格，而文化软实力以制度软实力为力量支持。“制度的感召力、制度价值的影响力就是文化软实力，中国制度实质上也是中国形象。”

他认为，不断自我革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文化软实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制度自身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制度优势成为文化自信的基石，以其制度的先进性增强了文化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内在于文化软实力之中，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颜晓峰分析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强基固本。在一些领域、一些问题上表现出的制度缺失、制度悬置、制度失效，不仅不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而且不利于增强和发挥文化软实力。

在习近平看来，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他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诸多新提法、新阐释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政治学说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终结论”作出直接回应：“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他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历史终结论”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著名理论，意即西方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由此彻底终结。事实上，由美国输出的民主机制，在很多国家都脆弱不堪，或陷于战乱纷争，或将其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这样的现实，福山本人近年来也在反思和转向，对于“政治效能”的评估，已开始取代抽象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而“一种模式供全球”的“西方中心论”，也在质疑声中呈现出衰落之势。

此时，习近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无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而提出有益于人类社会探索更好制度的“中国方案”，也必将让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更加坚实、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