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长征：十个长镜头

1934年11月，红军黔东独立师在掩护红二、六军团东征湖南后，奉命东进湘西与红军主力会合。途中遭遇敌人伏击，政委段苏权左踝骨中弹受伤，与部队失散。就在段苏权伤势严重、敌人又严密搜捕的危险关头，秀山农民李木富收留了他，把他藏在家后的山洞中，并找来医生治疗，每天送饭送药，冒死守护这位红军伤员。一个多月后，段苏权基本伤愈，便告别了李木富一家，继续追寻红军队伍。

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段苏权成为开国将军，他没有忘记当年救护他的淳朴农民李木富。1983年，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段苏权托人问李木富需要什么帮助，李木富说自己什么也不要，只希望能在村前的河上架一座桥，方便父老乡亲。于是，由段苏权出资、村民们出力的一座水泥桥建了起来，村民们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桥”。新华社发

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变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英勇进军；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这就是长征。

80年前那个10月，当三支九死一生的红色大军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们用双脚丈量、用血肉铺就、用意志铸成的漫漫长路，便成了一座丰碑，一座精神的丰碑。

当又一个明媚的10月到来，在红军将士当年走过的万水千山，如林的纪念碑巍然屹立，而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个不朽的瞬间，也如同这一座座纪念碑一样，高高耸立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被迫转移

　　——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葬送了红红火火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创立的红色政权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清澈的河流缠绕着江西南部的于都小城。这就是于都河，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从越过于都河开始的。

平日里宁静的于都东门码头，在1935年10月的几个夜晚突然忙碌起来：浮桥上急急驶过的车马，河面上来来去去的渡船，河两岸星星点点的火把和一队队脚步匆匆的行人……主力红军转移的消息曾经高度保密，但这会儿，对于中央苏区几个中心县的群众来说，已经无密可保了。

大街上刚刚张贴的标语还是“为保卫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乡亲们看到和听到的却是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一天天增多，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他们不清楚，那支曾经让白军闻风丧胆的红军队伍，为何接连打败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此刻又在哪里呢？

游击赣南闽西，从井冈山上一路南下的“朱毛”红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开辟了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鼎盛时期，中央苏区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453万。当时，全国的苏区超过1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河南省的面积。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金)；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毛泽东便是从那时起被尊称为“毛主席”的。

瑞金城外的叶坪，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一座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15个房间，装下了红色政权的整个首脑机关。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

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毛泽东率先用公仆标准要求自己。按照规定，毛泽东这一级的领导人办公可点三根灯芯。但每当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毛泽东总要灭掉一根。红色政权还特别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

年轻的人民政权以她的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当时23万人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红色政权诞生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将中央苏区作为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试验田，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及他在红土地上的成功实践，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他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两天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在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上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红色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口口声声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苏区。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李德既不精于军事指挥更不懂中国实际，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却对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

当时，国共双方的阵营里，分别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一个为李德，另一个是蒋介石聘请来的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

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李德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术，命令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硬碰硬的阵地战、碉堡战，这自然正中蒋介石和赛克特的下怀。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被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个县。

以党、政、军为一体的长征已成定局。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失去固定的版图，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同样因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此后一年之内，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不得不撤离各自的根据地，被迫突围转移。

秋风瑟瑟，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从此再没回来。

80年后的今天，位于于都县城东大门的“万里长征第一渡”纪念碑，仿佛还在秋日夕阳下默默等待，等待那些从这里踏上远征之路的红军将士。

血染湘江

——8.6万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余人。27岁的博古举起手枪，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

从江西红土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一半以上牺牲、打散在广西北部的湘江两岸。无数年轻生命，铸成了位于湘江之畔的高大纪念碑。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役。激战过后，湘江水由清变红，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本来，国民党追击军离红军有两天的路程，而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广西军阀白崇禧也唯恐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名占据广西，并没有对红军全力设防，还悄悄给红军留下了一条通道。然而，带着印刷机、X光机甚至造币机上路的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走。待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给红军的机会悄然失去了。艰难通过三道防线的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时，遭遇灭顶之灾。

中央军、桂军、湘军把红军压迫在一个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椎形地带内——蒋介石在任何一次“围剿”中，都未曾把红军置于如此境地。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一天之内战死两个团长；端着刺刀的敌军甚至冲进了红一军团的指挥所……

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掩护中央纵队艰难渡过湘江，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和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29岁的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与陈树湘一样身经百战。他们本来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率部杀出一条血路，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原本机动灵活的红军队伍，成千上万的官兵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绞肉机。

受损最严重的红八军团编制被撤销，其余各军团人员已不足出发时的一半人数，8.6万人的红色大军血战湘江后仅剩3万余人。27岁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涌上心头，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就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拦住了他，“你要干什么？”博古还在惊愕之中，聂荣臻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死者的鲜血激发了生者的反思。从白区力量损失百分之百到红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再到湘江损兵大半……宣告了“左”倾错误领导的破产。几乎所有的长征将士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艰难转折

——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共产党人在黔北小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危急时刻，毛泽东登上船头掌舵。

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至今仍是黔北重镇遵义城里最醒目的标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与延河边上的宝塔和北京的天安门一样神圣。

这本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柏辉章不会想到，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这座小楼，竟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进攻中的保守主义、防御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惨败中，红军将士认清了“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为党和红军纠正错误领导创造了条件，而长征之后与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终于第一次不受干扰地行使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就在这座后来成为圣地的建筑里，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不仅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重新赢得了红军，而且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

那一刻，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决定了长征的命运，也从此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毛泽东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仿佛是历史的巧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正好是14年，而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诞生也正好是14年。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付出血的代价后终于成熟，也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不过，此刻的毛泽东不可能有丝毫的喜悦。前有川军上百个团沿长江布防，截断了红军北上的去路，后有浩荡而来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追剿部队。敌我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能够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狭窄航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