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国学”与“国性”

——回归本位文化，树国民之国性，立国家之国魂

记得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有很多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讲什么国学，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吗？还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有国学，美国怎么没有国学？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上并没有“国学”这个词，也没叫“中医”的，没叫“国画”的。但后来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呢？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这个西学东渐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而是借助鸦片和炮舰强势进来的。当时，人们把西洋文化叫“西学”，就把中国固有的文化叫作“国学”；西方的医学进来了，就把中国的医学就叫“中医”；西洋画进来了，就把中国的画就叫“国画”，西洋的体操进来了，就把中国的武术叫“国术”。这都是为了与西洋文化相区别。“国学”一词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国学”实际上是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是那个很不幸的时代产生的。

西学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学”还要不要？社会上出现两种选择：一种是不要“国学”，全盘西化；一种是取西学所长，但是要保住中国文化的根，然后再慢慢发展，谋求将来的自强和自立。在主张要全盘西化的人里，最有名的是胡适，他在西方留过学，回国以后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甚至说“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当时还有一些人认为，连汉字、汉语都是亡国的祸根：“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其实，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它的优越性今天正日益显示出来。日本人尤其是韩国人，曾想把汉字取消了，但他们的文明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取消不掉，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从汉字演化而来的。好在除了胡适这样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之外，还有许多很清醒的人。所以，中国文化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勇于出来担当。

需要强调的是，“国学”与“国性”密切相关。“国性”是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凝聚的精神内核。曾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先生在《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说：“夫国家精神，寄于一国之宗教、哲学、文词、艺术”，文化精神渗透在里面，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体现的，“此而消亡，国何以立？”也就是说，如果把国家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全部消灭掉，用西方的来替代，那么国家的精神、国性没有了，这个国家就消亡了。

1914年，梁启超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在清华第三教学楼里面有一位早期共产党员的雕像，雕像下面有关于他的介绍。这位共产党员叫施滉，牺牲得很早。1924年，施滉在《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议》一文中说：“清华本是预备留美学校，所以一向的方针，似乎仅是培养预备留美的人材——能够入美国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材。这是把手段看作目的的错误。”“务必要使清华人亦能够应付中国环境”。他建议学校“拟订出洋前必需的国学程度”。早期的清华派出国的多是年纪尚小的中学生，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认为，学生年幼即出国，最大的问题是“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就是说，那些小孩子出国以后，久而久之就丧失了作为中国人的国性。

章太炎说：“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孔子编《春秋》的历史功绩在于“令人人不忘前王”，“令国性不坠”。这些思想观点对唤醒近代中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有积极意义。国难当头，尤其需要砥砺国人的民族气节，为此章太炎在苏州、杭州等地到处作国学演讲，办国学讲习班，提倡学习和践行《礼记》中的《儒行》篇。他说：“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因为《儒行》是“专讲气节之书”，“《儒行》所述十五儒，皆以气节为尚”，“今日而讲国学，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鲁迅先生曾批评中国是一个喜欢当“看客”的社会，坐在看台上看你们打，一看这边赢了，纷纷聚拢；一看要输了，纷纷逃散。赢了有我一份，输了与我无关。近年来，我在上课的时候都要求学生把《礼记》中的《儒行》一篇印下来熟读。此篇有十七条，每一段都非常精彩，看了以后会让人觉得荡气回肠，能够激励人去做一个大丈夫，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担当的人。

严复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说：“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无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经典不是为别人读的。你是否读经，无损于孔子，孔子早已功成名就。“文革”中，孔子遭到口诛笔伐，但这有损于他吗？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要回过来学习儒家文化，还要汲取儒家经典中的优秀精华涵养人格。所以，严复所讲的这番话，每一句都掷地有声。

梁启超也提倡国人熟读《论语》《孟子》，以为人格修养之资。他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现在，我们应该多读读这些经典，从中可以找到做人的准则乃至人生的方向。

徐复观将某些试图消灭中华文化者称为“民族精神的自虐狂”。他在《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一文中说：“我们假使不是有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应该承认自己有文化，总应该珍重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像我们许多浅薄之徒，一无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今天，我们不能做这种“浅薄之徒”。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