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源与流

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源与流

城市考古可以丰富中华文明从星火初燃到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

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源与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囊括社会的各个方面,凝聚着最深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城市考古在阐释早期历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学者使用大量考古材料证经补史,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异质互动,不同学科的良性互补,使得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史的认识趋于深化。

丰富中华文明史,提升民族自信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聚落的高级形态,往往被视为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城市考古通过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重要城址,揭示5000多年前城市与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密切关系,实证中国早期成熟的国家形态。城市考古可以丰富中华文明从星火初燃到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为夯实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奠定坚实基础。以城市考古丰富中华文明史,对于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增强民族自豪感起到积极正向作用。

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有文献史料记载的不到四千年,剩下的一千多年历史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来丰富。通过对发掘出土深埋于地下的城市遗存的观察、描述、分析和研究,释读“无字地书”,能够填补文明史中缺失的时段。例如,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遗址,是5000多年前我国最大规模的城址,略呈圆角长方形的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基,墙体用纯净的黄土堆筑。城中央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与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王陵级别的墓地交相辉映。周围分布着几百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有明显的级别区分。良渚超大规模的工程建造需要统一的权力组织调动跨区域资源,而玉器上神徽、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意味着高度一致的原始信仰体系。这一项项震惊世人的重大考古发现,表明良渚已经跨入文明时代,并为国际所公认。

与良渚一样体现社会复杂化的古城遗址,还有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成都盆地宝墩遗址,北方山西陶寺遗址,陕北石峁遗址等,各个遗址均体现出对于大型聚落的统一规划:在遗址周围修筑城墙,聚落内部建有大型公共建筑,有明确的手工业遗址区,反映当时的组织机构、社会分工以及等级差异,相关祭祀遗址、玉器陶器上的特殊符号等是其精神信仰的见证,充分体现了早期国家形态和城市文明。

发掘中国文化基因,阐释民族精神

中国文化基因是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来的长期稳定存在的文化结构或特性。民族精神是牢固而持久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通过研究三代之夏都二里头、商都殷墟、西周都城周原与丰镐城址以及大量同时期各层级城址等,可以看出4000年前后“中国”国家意识的增强。城市考古通过古代城市遗存深入发掘阐释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让抽象的民族精神变得可触可感。

夏商周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其城市考古所呈现的典型符号有三点:第一,辨方正位,产生“中”国的概念。夏有万邦、禹贡九州是实际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晚期城市建设中择中建都、居中立宫、正中营殿,“中”与“中和”的文化基因得到进一步深化。第二,道法自然,衍生天人合一思想。古代城市选择与建设遵从天然气候条件和地理自然环境,可能从陶寺中期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观象授时的观象台,商代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记录商王和贵族对主宰万物之神的大量占问,周代仍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商代出现、周代盛行的“天子”称谓与“皇天”“后土”是君权神授思想的直接体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或为天下一统观念的来源。第三,以礼治国,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礼制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独特方式,夏、商、周城址中均有礼制建筑,从早期的宗庙到后来的“左祖右社”等,体现出“敬天法祖”“祭祖尊神”的文化基因。

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强民族认同

中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融合发展,不断凝聚共识,最终演进为中华“大一统”的格局与结构,共同缔造出统一多民族国家。通过对从秦汉到明清历代都城选址、规模、布局等的全方位解读,实证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城市考古为探索其形成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相关考古成果为之提供了丰富、具体、客观的实物例证,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开始出现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制的实施使各层级不同地域的城市功能差异明显。诸如北方匈奴、西南巴蜀、南方百越等民族所在的边远地区开始融入秦汉版图。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发掘出大量遗迹遗物,特别是“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封泥、简牍的发现,证实其为古滇国国都之所在,亦是汉武帝所设益州郡的郡治,揭示出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杂糅、民族交融,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为强烈。民族交融并非单纯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双向涵化与多方互化,最终呈现出多元特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北魏拓跋鲜卑厉行汉化改革,师法中原文化,缔造出胡汉文化交织互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就是典型案例。北魏平城“模邺、雒、长安之制”,既吸纳宫城四面各设三门、南北向中轴线规划、朝堂与皇帝宫室东西并列的骈列制宫城布局等鲜明的中原文化因素,又保留重要建筑设于西面的西向尊崇、经营苑囿离宫等游牧文化因素。外城设置大规模里坊进行军事化管理,通过不同的职业、阶级而非民族成分进行区划,促成胡汉杂糅的居住格局,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和谐统一,多元文化在此交汇。

隋唐时期,民族交往交流空前繁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上“华夷一体”将周边各民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加之政府奉行多样的民族政策,从诸多方面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例如,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辖的蒲类县县治。城内佛寺、景教寺院等重要遗址均位列南北中轴线上,还发现有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该城址印证了唐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见证了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为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例证。

宋辽夏金和元明清时期的分治与统一,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高级阶段。尽管宋与辽、夏、金政权分立,但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融合是历史发展大势。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在北疆建立的都城辽上京,其南北双城并立呈“日”字形,将契丹贵族居住的北部皇城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南部汉城有机融合,反映出辽朝多民族共存实况,对后世王朝产生深远影响。元明清时期政治上的“一统”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更趋成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者在延续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借鉴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元上都城内土木式宫殿建筑与蒙古包共存一处,呈现出农耕—游牧的文明复合形态。明清两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并完成定型。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古代都城之集大成者,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宫城—皇城—外城”三城环套形成“凸”字布局,宫城“前朝后寝”“三朝五门”,整体端正严整、对称均齐;纵贯南北的中轴线显示出“天下之中”“大一统”的恢弘气势。城内的建筑风格多元,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特别是紫禁城内大量殿宇匾额的满汉双语书写、融合汉藏风格的雨花阁、坤宁宫保留大门位置偏东及室内“口袋房”的满族建筑习俗等,无声诉说着多元一体的智慧。这些凝固的空间记忆,为增强民族认同提供了超越文字的历史见证。

新时代的城市考古,正以独特的学科视角提升民族自信、增强民族认同、阐释民族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征程中,考古学者既要做好地下文明的阐释者,更要当好文化认同的建构者,让城市考古成果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源泉。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张弛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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