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宰相的武将王彦升

公元96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两个年号，一个是后周显德七年，一个是北宋建隆元年。前者只存在几天，旋即被后者所取代;之所以更换年号，是因为皇位及政权实现了更迭。这一年正月初三，后周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部将策动“陈桥兵变”，赵匡胤得以黄袍加身，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史称宋太祖)。

虽说这次改朝换代颇为容易，但宋太祖心里仍有顾虑。后周旧臣表面上已然臣服，骨子里未必心悦诚服;还有，那些镇守一方的将领也会觊觎皇位，不可不提防。为此，宋太祖下令加强京城警备，夜间实行宵禁。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将军，被宋太祖任命为京城巡检，负责维护首都安全。

王彦升不负重托，尽职尽责，带领手下人马日夜巡逻在京城大街小巷。他是一个精明的武将，一边不辞辛苦地执行任务，一边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当然，他不是向领导宋太祖邀功请赏，也不是向财政索要值勤补助，而是利用职务之便玩“猫腻”。说好听点，叫做敲竹杠;说不好听的，就是敲诈勒索。

同所有“猫腻”一样，因为见不得阳光，只能在夜间玩。每逢夜间巡逻，王彦升就会叩开一户文官家门，不请自入，跟主人打招呼：“末将夜间巡警实在劳累，顺道来府上歇息一会。”主人领悟到王彦升的来意，就赶紧拿出金银财宝犒劳;王彦升欣然笑纳，挥手一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带走一笔钱财。或许有人认为，那些官员太胆怯，大可不必凭给钱与他。不给钱也可以，但问题很严重，王将军可以会给你安上散布谣言、攻击新君、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罪名;甭管罪名是否成立，即便不丢性命，也得挨揍一顿。文官大都胆小怕事，况且“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情愿花钱买太平。于是王彦升屡试不爽，每次巡夜都有收获，胆子因而越来越肥，目标越来越大。

据《宋史·王彦升传》记载，建隆元年四月的一个夜晚，王彦升闯入宰相王溥私第。闻知王将军突然光顾家门，王溥顿时惊悸，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便急匆匆走了出来。王溥把王彦升迎入家中，请他就座，看茶。王彦升拍了拍衣上灰尘，开口对王溥说：“夜间巡警非常困乏，冒昧来相公府上打扰，想与相公喝上几杯，聊此一醉。”王溥含笑点头，当即安排酒菜款待。王彦升一边喝酒，一边闲聊，说自己夜间去大臣家喝酒，人家总会有所表示。不消说，这是暗示王溥，别人对我意思了，你也得意思意思。王溥很快意识到，他这是旁敲侧击，意在向自己索求钱物;但是，他做出“佯不悟”的样子，除了一个劲地劝酒，毫无要表示的意思。碰了一个软钉子，王彦升颇为不悦，喝下几杯酒，就起身告辞。翌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此事，宋太祖深为恼怒。三天之后，王彦升被解除京城巡检职务，贬到唐州任团练使。

王彦升的确玩过火了。假如他只是光顾个别文官家门，后人恐怕不会知道他玩那“猫腻”，毕竟史书记不下太多琐事。可他居然玩到王溥头上， 这段公案于是载入史册。从当时地位看，王溥位居宰相，为名列赵匡胤、范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王彦升只是京城巡检，也就相当于中将。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巡警将领，哪个地位更高不言而喻。在人们印象中，下级讨好上级，地位低的巴结地位高的，倒是顺理成章，司空见惯。王彦升将军竟然敲诈王溥宰相，似乎违背常理，不可理喻。不过，这个事件已然发生，背后必有其深刻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中晚唐以后，藩镇势力强大，出现军阀割据局面，最终导致唐王朝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年代，由于军阀拥兵自重、相互争斗，以致全国先后十家地方割据政权，中央王朝频繁更迭，皇帝像走马灯似轮流坐庄。“乱世”终究是凭武力说话， “有枪就是草头王”，给点阳光就灿烂;与此同时，文化人则斯文扫地，所谓“理”或“礼”统统靠边站。生逢“乱世”，军人比一般人更有力量，也更骄横，尤其是高级将军。王彦升，“性残忍多力，善击剑”。后唐时期，他就进入禁军，担任过明宗李嗣源侍卫，此后一直在军中任职，亲历了五个朝代更迭;周世宗时，他因征战有功被擢为散员都指挥史。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感受到军人的力量，也染上军阀的习气，故而骄横跋扈，不把文官放在眼里。王彦升借夜间巡察机会敲诈文官乃至宰相，无疑是军阀的习气与胆气使然。

从现实角度看，宋太祖之所以登上皇位，主要得益于亲信部将的拥戴。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的时候，京城局势尚未稳定，还可能存在变数。紧要关头，王彦升率领本部人马迅速开赴京城。后周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惊闻政变，从内廷飞马而出，准备组织力量抵抗。王彦升在街上遇见韩通，奋力追逐，驰入韩通家里，将韩通及其家人杀死。因此，王彦升自以为立下大功，不愧为开国功臣。至于范质、王溥等人，他们是忠于后周的旧臣，只是迫于情势，才承认新君。而王彦升作为赵匡胤的亲信，则是主动为他黄袍加身;所以，王彦升认为自己与皇上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即使范质、王溥等人仍为宰执大臣，但在新君心目中战友更为亲近。凭着这种关系，王彦升有底气居功自傲，以至于藐视宰相王溥，竟敢到他家里玩“猫腻”。

从人性角度看，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一旦有机会就可能谋取私利。王彦升作为京城巡检，其职责就是维持秩序，防止动乱或镇压叛乱;处于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所以王彦升执行巡察任务，拥有很大职权。凭借手中的权力，他可以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指控某个官员涉嫌谋反;也就是说，他能合法地陷害他人。所以，他可以无所顾忌地闯入那些官员家里进行敲诈，他们想要免于被陷害，就必须用钱财赎买。他这么做，无疑是滥用职权的表现。诚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既然滥用职权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王彦升何乐而不为?他不仅乐此不疲，而且利令智昏，竟然把宰相也纳入敲诈对象。

不过，王彦升再精明，也是一介武夫。尽管他效忠宋太祖，但缺乏政治眼光与道德操守。其实，宋太祖本想通过“和平演变”实现改朝换代，因为他是一个识大体顾脸面的政治家，既要登上皇位，又要树立形象;毕竟周世宗有恩于他，他不想给人留下欺负孤儿寡母而又心狠手辣的印象。王彦升将韩通一家赶尽杀绝，可谓防卫过当，且为“和平演变”涂上难以抹除的血痕;宋太祖对此颇为不满，考虑到他是为自己效劳，也不好追究责任。假如王彦升当时只是将韩通制服而没有大开杀戒，宋太祖会更为高兴。遗憾的是，王彦升只顾残忍屠杀，未能领悟领导的苦心。

出于对王彦升的信任，宋太祖让他担任京城巡检，意在稳定局势。没想到，王彦升借机敲诈到宰相头上。上次杀害韩通一家，已然让宋太祖难以释怀;这次敲诈当朝宰相，自然让宋太祖难以容忍。稍有头脑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此胆大妄为的武将，今日竟敢藐视宰相，他日也会冒犯皇上，甚至觊觎皇位，骤然粉墨登场。从晚唐五代至今，这样的故事时常发生，不能不令宋太祖警醒。有鉴于此，宋太祖果断做出将王彦升贬职外放的决定。王彦升可谓“偷鸡不成蚀一把米”，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毁前程。

建隆二年(961年)秋天，宋太祖导演了一幕话剧，巧妙地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对于宋太祖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晚唐五代的灭亡乃前车之鉴，其原因不外乎是武将骄横跋扈、拥兵自重，所以有必要对他们加以防范。此事虽然与王彦升无关，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军阀习气的危险，或许在一定程度促使宋太祖萌生“重文轻武”的理念。客观地说，宋代推行“重文轻武”国策，确实不利于应对外患;可是，若不如此，重蹈晚唐五代的覆辙在所难免。这个两难的死结，在那个时代是无法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