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市场开放与结构性改革（2）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重点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几年，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将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并由此释放出结构性改革的巨大红利。

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市场开放的“突出短板”

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有数据显示，我国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约50%左右仍被行政力量垄断。

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服务业还难以有序对外开放。例如，在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122项特别管理措施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业。

服务水平低。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难以产生高品质的服务，也难以提供现代化的服务产品与服务标准。近几年来，我国因服务质量问题引发的消费投诉不断增多。例如，2010—2014年，我国消费者协会的万人服务投诉量由1.49件提高到2.08件，增长近39%。

服务价格高。在价格管制、缺乏有效竞争的情况下，不少服务业领域价格居高不下。例如，2015年，我国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名在第91位，而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

服务业市场开放与经济转型的趋势严重不相适应

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尽管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有所改善，但是投资消费错配的矛盾仍然突出。例如，我国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升级，但服务业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当前，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仍然存在诸多政策性和体制机制性的障碍。

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供给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

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地看，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仍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例如，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领域困难不少，供需失衡的局面难度较大。再例如，由于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一时难以根本改变。可以说，服务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就难以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环境。

服务业市场开放重在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

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政垄断或市场垄断。为此，要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调整。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尽快消除服务业发展的某些不合理政策，实现服务业与工业政策平等。例如：要加快调整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实现工业与服务业政策平等；要以促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为导向加快税收结构调整。

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适应13亿人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要把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竞争主体作为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争取使政府采购中服务类占比从2014年11.2提高到2020年的30%左右。

服务业市场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服务业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市场开放的现实性、迫切性。不开放市场，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还是推动国际和国内市场相融合，都将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与问题。

把反行政垄断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多年来服务业领域难以对社会资本开放，关键问题在于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没有真正被纳入到反垄断的范围。随着服务业市场的需求增大，反垄断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反行政垄断的审查机制，实现反垄断的常态化、制度化。

在向市场放权中推进监管变革。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亮点。在简政放权中开放服务业市场，需要政府监管转型同步跟上。当前，市场监管有着很强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消费结构升级，释放内需潜力直接依赖于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既考验对内资的监管水平，也考验对外资的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