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家教家风对周恩来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接触的第一任老师是父母，第一所学校就是自己的家庭。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家庭就像是土壤，土壤肥沃，禾苗就会茁壮；土壤瘠薄，禾苗就孱弱。假如父母没有给孩子灌输正确的道德之水，孩子的“根”就会出问题。即使以后读的大学再好、得的学历再高、赚的钱再多，也无法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给芸芸众生带来绿荫与清凉。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教育，而孩子从小面临很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道德水准上，给人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每个家庭应首先从建设优良家风做起。每个家庭的家风建设好了，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提高了，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文明、健康，就越富有生机和朝气。古今中外不少名人、专家、学者之所以能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大都与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以其德高望重，为人民历久弥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像丰碑一样屹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之所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及共产党人为之景仰和自豪的典范，除了他后来投身革命奋发努力，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外，还有就是他在早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正如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一、父母人格奠定了周恩来人格特征之基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对个体人格的影响极深。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是个读书人，年轻时考中秀才，他是“国学生”（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主事衔”（官阶,正六品）。后因其父亲去世，家道衰落，出于生计他多年漂泊在外，做过文书，当过收发。他秉性耿直，为人忠厚，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十分有主见。作为父亲的慈祥、宽厚、诚实等性格和人品，对周恩来有着较大的影响。对父亲，周恩来是既尊敬、同情，又理解、孝悌。父亲去世后，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为父亲去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布了讣告。周恩来深爱着自己的父亲。1997年，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周秉德曾在《百年恩来》电视的拍摄现场——淮安周恩来故居，当众展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正是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的慈祥形象。照片背面留有周恩来的生前亲笔“爹爹遗像”。周秉德还介绍说：“伯伯（周恩来）生前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身边。” 对童年和少年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较大的当数其三位母亲，即生母、嗣母和乳母。相同的是，她们都以纯厚的母爱对周恩来倾注了全部心血，不同的是，她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以不同的方式和性格影响着他，而这些影响，对周恩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周恩来生母万氏，其父亲万青选是清河县知县，为官宦闺秀，生性豁达开朗，办事精明干练，能识大体、顾大局，善于调解矛盾纠纷，幼年周恩来经常置身其中，耳濡目染，看到并学到了许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周恩来小叔叔周贻淦病危，为了冲喜消灾，尽管万氏自己当时只有一个儿子，还是遵照公婆的决定，将恩来过继给贻淦和陈氏。另外生母万氏和其弟合买彩票中奖后，万氏从武汉领奖回来，即为亲友们买礼品，并将驸马巷一段不平的路铺上砖石，生母用自己的钱为社会办公益，也使周恩来深受感染。周恩来后来那超人的谈判、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及繁重的党务政务等本领，就有母亲给他的最早影响。嗣母即小叔母陈氏出生于宝应县的一个文人家庭，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造诣。陈氏因年轻守寡，深居简出，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过继并一起生活的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教他认方块字，背唐诗宋词，给他讲故事，引导周恩来从梁红玉、文天祥、关天培、岳飞等故事中受到爱国主义、品行操节等方面的教益和启迪。而秦侩等反面人物的故事，则教育了周恩来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朴素感情。嗣母陈氏经常教周恩来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句，也使周恩来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嗣母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妇女贤淑文静的美德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周恩来的好学、仁慈、谦让，可以说其源头在嗣母的言传身教。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写的《射阳忆旧》一文中，记载了嗣母当年给他讲了一个“忠仆”的故事，使他铭刻在心，并加了一段令人深思，令人感动，甚至令人震憾的议论：“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因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他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当是全国人民的公仆，并表明自己要追求这种高尚精神的志向。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甘为人民的公仆，一直保持着精忠报国、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现在看来当年嗣母的教诲是多么重要。陈氏还带他到离镇淮楼不远的胯下桥去游览。此桥是淮安人为纪念乡亲韩信（前？一前 １９６）而修建的。陈氏就地讲述了“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少时受胯下之辱的故事，说的是韩信当时虽有武功，但为了不伤害屠夫，竟然在屠夫的笑谑中从他双腿间爬过去，当众出丑。多少年后，韩信封侯荣归故里，他不但不去为难那个屠夫，反而让他当了掌管当地治安的小官。后人有感于韩信的气度，深为敬佩，在此立碑纪念。嗣母最后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还说此事《史记》中有记述，日后自己可以去读一读。陈氏又在恩来的人品中注入了一个“忍”字。这个“忍”字，使周恩来一生受用不尽。不久，恩来又读了《西游记》。他最喜欢孙悟空。孙猴子的造反精神，爱憎分明和机智灵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乳母蒋江氏家境贫寒，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在用乳汁哺育周恩来成长的过程中，经常教周恩来种瓜种菜，用自己的言行向他传输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诚实朴素的优秀品质，教会了他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农家知识，增加了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的感性认识。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乳母蒋江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无私的照料尚未成年的恩来。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乳母蒋江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会我大公无私”。因此可以证明，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最早是受到乳母的真传。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淮安发生大旱，民不聊生。当权者还把那些无力缴租的农民诬为“恶佃”、“刁佃”，要“从重惩办、绝不宽待”，并立碑警示。走投无路的农民实在忍无可忍，群起砸了“逼租牌”。乳母曾带着周恩来在“逼租牌”前申诉讲述农民的苦难，使周恩来初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艰辛生活，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同情受苦农民并想解救他们跳出苦海的种子。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后，周恩来的实际抚养人和监护人八婶母杨氏，一生恪守“积善积德”的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少年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志向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极盛”，这两大性格与早年受母亲的熏陶有关。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与记者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说：“直到今天，我还要感谢母亲（指嗣母陈氏）对我的启发和教育，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他12岁告别故乡，先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市）银冈书院读书，不久又到奉天府（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就读，以及15岁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无论在哪所学校学习，周恩来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品行修养皆出类拔萃，从中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打下的基础是多么的厚实，同时这也是周恩来思想和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二、家教笃学促进周恩来少时即博学立志周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因此，1903年，才5岁的周恩来就遵祖训入家塾馆读书，老师是晚清的一名秀才，从老师给周恩来起的字“翔宇”二字来看，他是一名胸襟阔、眼界宽的老师。他勉励周恩来：大鸾（周恩来的乳名）是吉祥之鸟，与凤凰齐名，同大鹏为伴，翱翔天宇，前程无量。看来，周恩来早期的起步教育还是遇到一位比较好的老师。周恩来6岁那年，随着万氏、陈氏两位母亲住进清河（今淮安市清河区）县清江浦的外公家，7岁又迁入“世德堂”即“陈家花园”。外公是清河县知县，是个读书人，家里藏书丰富，“在嗣母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小说，先后读了外祖父家的藏书：《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镜花缘》等。”在陈家花园，周恩来遇到了表哥陈式周，他是一位努力吸收新事物的知识青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此登临楼笔记》，把一腔爱国热情倾注于这本书上。比周恩来大16岁的陈式周非常喜欢小表弟的机敏和聪慧，周恩来则非常佩服表哥很有学问，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陈式周书房，周恩来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以及大量的进步刊物和历史书籍。陈式周经常给周恩来讲诸子百家、名人故事以及时政新闻等等，这对周恩来思想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敬业》杂志上发表的《飞飞漫墨》文章，回忆并记录了他在城内岳飞庙中看到的咏怀民族英雄岳飞的《七律诗》，这印证了少年周恩来远大抱负的形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是与他在淮安的所见所闻及所学所思是密不可分的。周恩来不到10岁时，先后失去了生母和嗣母，他带着两个弟弟迁回淮安驸马巷老家居住，此时周家已经入不敷出，但好学上进的周恩来坚持到表舅龚家寄读，表舅龚荫荪是位追随孙中山的革新派人物，在龚表舅家他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还有当时的《中华时报》等进步报刊，使周恩来大开眼界。龚表舅喜欢和周恩来谈古论今，谈“战国七雄”，讲“贞观之治”，解析清朝廷割地赔款的莫大耻辱，也向周恩来讲述当时进步人士改造中国的决心。塾师邹先生经常给他开小灶，勉励周恩来要发愤苦读，树立壮志，将来致力强我中华。周恩来从博览群书、与表舅交谈和塾师的教育中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树立了可贵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有一次在巷子里他遇到几个恶少欺辱卖瓜子的小姑娘，他不顾安危，出面干预。在表舅龚家当过婢女的小翠被父亲卖给地主老财，常遭毒打，他主张去找那家伙评理、算账。随着年龄增加和知识积累，周恩来的思维中不仅出现了“国家”及“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在岁月中逐步的强化和不断地升华，以至于他离开家乡淮安才1年，年仅13岁的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课堂上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千秋流芳的响亮口号。1952年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表姐龚志如时深情地说：“就童年所受教育而论，表舅可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