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是哲学界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核心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

过去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归结为梁漱溟说过的一句话：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从“老”到“新”意味着改变，“中国”意味着连续。改变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同而值得学习的世界，连续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悠久的文明传统中。改变和连续的主题内在地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人面对这些复杂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这个主题主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哲学也不例外。从改变和连续辩证统一的角度看，有两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种是思想意义上的，一种是学科意义上的。

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连续，是指哲学视角下的文明传统以及在中国文化中活跃的各种哲学理论。就文明传统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经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就各种哲学理论而言，中国哲学作为理性探索的成果，一直代表着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高度和深度。从历史来看，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集中表达，并成为中国人人生、伦理和政治生活的一般基础。建构集中表达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已成为当今中国的迫切需要。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改变，是指突破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百年历史的缩影。1912年至1952年是北京大学哲学学科从草创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哲学系从最初的只有中国哲学门到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门略备，从一般性地介绍西方哲学到具体而深入的问题研究，从几个国学老夫子到中西哲学兼通的留学生成为教授，哲学学术研究稳步推进，新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孕育。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大家云集。从这一年起，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学术研究深入进行。“文革”期间，哲学系教育中断，学术工作停滞。1978年至今是哲学学科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思想创造，近40年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总体上说，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哲学大国。无论是学科门类和科研机构还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在校学生，其数量与规模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教学中，中国哲学被等同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思想，甚至连这些思想也没有被列入哲学的范畴，而被列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

不论从思想意义上说，还是从学科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核心都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围绕这个核心，至少有三个向度无法忽略：一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的悠久文明传统，三是当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第一个向度涉及现代性问题，关系到如何把握现代世界的一般特点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基础。第二个向度涉及民族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问题。理解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金岳霖所说的“情感满足”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具有形式的、工具的意义，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取向与社会秩序建构。第三个向度涉及时代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复杂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哲学并不负责回答具体问题，但对这些具体问题需要整体性的理解，需要用一个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这种贯通是兼具现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贯通，应体现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思想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视角的交融中孕育具有创造性的当代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