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2）

关键在于讲好道理

哲学作为探究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精髓在于讲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哲学的力量来自其所说的道理的力量，这也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目前，一些学者在尝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所说的道理是否具有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力量，是否能够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是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讲好道理。

《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经问大臣赵普一个问题：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回答是：道理最大。太祖屡次称善。纵观中西哲学史，哲学家们都是由于说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才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老子讲了一个“无”的道理，孔子讲了一个“仁”的道理，他们都顺着自己的道理建立起一个贯通的世界图式、形成一种贯通的生活方式，借此影响和塑造哲学史以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老子、孔子之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接着讲“无”的道理、“仁”的道理。王弼依靠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无”的原则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张理一分殊；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两位理学家各自发展出的新儒学，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新仁学。民国时期，一批哲学家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新的方式讲传统的道理，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既自觉接续程朱理学所讲的道理，又融合西方哲学，赋予其新的意义；熊十力、贺麟的新心学则旨在发挥王阳明的主张，并融会佛学或者西方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说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道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社会和历史。由此可见，讲不出道理，就没有哲学味；道理令人信服，才能让人接受。

当代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又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代中国哲学要讲的道理应该是中国的、要有中国味，同时应该是世界的、要有世界味。强调“中国的”“中国味”，并不是要与“世界的”“世界味”对立起来，而是要表明我们讲的道理既有中国主体性，又体现世界共通性。正如宗教不能只有一种、艺术不能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不能只有一种，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种。当然，既然同处一个世界，在存异的基础之上求同就是合理的，在不同道理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也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今时代，我们更应自觉寻求全人类、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基础、道理基础。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中国通过主体性的哲学追求确立自身的地位是必然要求。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共通性的哲学追求确立中国和世界的“一体”关系也是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既要做自己，也要和世界哲学在一起。正如《中庸》所说，一方面坚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另一方面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讲什么样的道理确定之后，如何讲道理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讲道理的最佳方式是道理本身的自然展开，“讲”是不得已的做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说，自然的道理不是通过言说而是在“四时行”“百物生”过程中呈现的。但人不是天，孔子想“无言”，又不得不言，不得不“讲”道理。“讲”道理，涉及方法选择。从方法论上说，一般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和论证，中国传统哲学长于直觉和体悟。冯友兰将前者称为正的方法，将后者称为负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正的方法，弥补负的方法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学和知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至关重要。中国传统哲学有类似于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内容，如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有关讨论以名辩为中心，讲究名词和概念的清晰、命题和推理的严谨，这也是清末民初一些思想家对名家和墨家感兴趣的重要原因。胡适的博士论文以先秦名学史为主题，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让国人“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使大家在接受逻辑的方法时可以更“泰然自若”。后来，金岳霖对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知识的贡献，而且是方法的贡献。这些哲学前辈的努力，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