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深知和珅贪污却不惩处？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也是千古巨贪。他因容貌俊秀、精明能干和善于逢迎而深受乾隆的宠爱。

《中国廉政史鉴》中披露，其实乾隆深知和珅贪污，但他也明白，和珅敛财只是单纯的金钱欲望，并未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相反，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公元1786年，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违反制度盖造豪宅，奢侈铺张，有仗势索贿的嫌疑，请求查处。

乾隆知道曹御史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把奏章下发给都察院处理，有心写上“追究明白，非为开脱和珅之故”的批语。手下官员会意，将风声泄露给和珅，和珅让刘全一夜之间把新屋拆了个干干净净。结果曹锡宝得了个“妄言不实”的罪名，降官三级。不到半年，乾隆还操办了女儿同和珅儿子的婚礼，对和珅的宠信有增无减。

不过好景不长，乾隆死后第三天，嘉庆就立即数出和珅二十大罪，将其投入大牢，命其自杀，还抄了他的家。后来据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10年的财政收入。据说，最后那些财产都让嘉庆派人运到宫里去了，这也就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由来。

在崔永东看来，和珅案属于典型的政治斗争，嘉庆扳倒和珅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和珅权倾朝野，乾隆时期皇帝还能驾驭得了他，像嘉庆这种年轻人上台，根基不稳，资历和威望也远远不及乾隆，可能就很难驾驭和珅，所以必须除掉他。

“和珅案表明了古代反腐的一个特点，即人治。”崔永东认为，人治在君臣关系上体现尤甚，以和珅案为例，乾隆好比和珅的保护伞，当这把伞愿意保护他时，他就一路顺风，一旦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也就完了。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反腐问题。这也是古代君臣之间的一个“潜规则”。

官员贪腐往往还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关，封建帝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他特别宠信的人，实际上也是大权独揽。和珅的贪腐正因为没有制约，所以最后使其贪腐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此外，官员贪腐与收入过低有很大关联。从事廉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告诉记者，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东汉人仲长统曾指出，“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意思是朝廷给的钱太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那就是贪污。所以，后来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就提出了“重吏禄”的思想，也就是高薪养廉。这当然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