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式增长到内涵式提升

编者按

2016年，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思路转变、战略优化的关键之年，是通过改革创新推动智库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一年，也是新型智库从数量式增长到内涵式提升所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是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清晰的改进思路与发展蓝图。随着各界对相关问题的认真反思、不断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逐渐步入更加注重质量、更加务实理性的健康发展轨道。

1.进展与特征

——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制度运行为标志，新型智库内外部治理机制逐步建立。科学的治理机制是智库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随着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各类智库大胆改革、积极探索，智库的外部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成果认定与评价标准等取得重大突破。

——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不断壮大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在北京召开为标志，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迫切需要智库成为前行者、呐喊者、谋划者。2016年，中国智库有了更多的思想自信、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智库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以中国智库治理论坛举行和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建立为标志，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智库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线上线下各类智库联盟建立，智库发展呈现社群化、联盟化的特征，正朝着系统化、体系化的方向迈进，智库的整体影响力日益增强，智库人的专业认同感进一步提升。

——以一批社会智库的兴起为标志，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智库的热情高涨。随着智库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智库建设的积极性正在逐步释放，社会智库这块短板有所拉长。一批社会智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传统的智库圈层结构逐渐打破，开始向扁平结构转化，新型智库体系趋于形成。

——随着智库与政府、媒体、社会的深入互动，政策过程各环节正在形成思想产品生产和流动的价值共创链。党政领导对智库的认同度明显提升，智库参与决策的深度、广度和“长度”均有明显进步。从深度看，部分智库深层次参与决策，已经成为党委政府离不开的重要助手；从广度看，智库广泛参与决策，包括内政外交，都有其身影；从“长度”看，部分智库的决策咨询贯穿党委政府决策事前、事中、事后各个过程，第三方评估成为智库的重要职能之一。

——从智库研究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关系看，二者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步贯通并且有所融合。不少学术刊物更多地接受智库研究类论文和应用研究类稿件，一些学术刊物更加关注智库成果，并且涌现出一批以智库命名的新栏目、新版面和新刊物。与此同时，学术研究对智库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基础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形成。

2.问题与挑战

智库概念的使用被有意无意地混淆，“贴牌”“拼盘”“泛化”迹象明显。尽管《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新型智库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新型智库的八个基本标准，但真正符合要求的智库比例并不高。有些机构改头换面，却换汤不换药，一夜之间就成了“智库”。有的高校将校内具有应用研究功能的机构打包“拼盘”，冠以智库之名，组织分散、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协同研究机构。部分具有多种功能的研究机构被命名为智库，存在如何处理智库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关系等问题。部分决策咨询色彩不鲜明的研究机构和商业咨询公司也自称智库，智库的边界被过度放大。

促进智库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足。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智库建设的推动还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供给不足，缺少支持智库发展的关键性、实质性举措，如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规范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等。决策咨询的需求不旺，问策智库的主动性不强，地方党政层面对决策咨询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智库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供需对接渠道不畅通。智库决策咨询产品的供给与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尚不匹配，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智库供给决策咨询产品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但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研究和实际决策需求相脱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决策咨询产品结构失衡、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情况。部分决策者认为智库成果都是纸上谈兵，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政策咨询往往被看作论证的工具，甚至被用来“装门面”“做姿态”“走形式”。党政研究机构和智库运行相对封闭，政府依靠熟人和圈子找决策咨询专家，智库靠“猜测”来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产品不对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