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式增长到内涵式提升（2）

智库成果总体质量不高。表现为：追逐热点、浅尝辄止的多，系统研究、入木三分的少；依据二手资料的经验性研究多，依据翔实一手资料的规范性研究少；针对当下政策的阐释性成果多，针对未来趋势的引领性成果少。此外，成果转化的质量不高。相关部门尚未形成优秀智库成果转化的规范程序和跟踪机制，致使不少优秀的智库成果一“阅”了之，得不到深度应用，成为束之高阁的半成品。

智库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与外界接轨不够。从内部治理上看，不少智库的运营人员以兼职为主，主要是临时凑人做课题，没有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和实体机构，缺少专门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运营团队，缺乏对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管理。从外部来看，部分高校智库与学校现有的运行体系不兼容，职称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接轨，存在“孤岛”现象。

各类智库主体发展不均衡，未形成合力。少数智库活跃，在国际国内活动策划和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党委政府用得上、信得过的智库品牌。但智库建设的短板依然存在，智库之间的合力仍然没有形成，研究力量和资源还相对分散，“拢指合拳”不多，“合纵连横”不够，智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同质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3.建议与展望

2017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以增强政策供给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以精细化、精准化、精致化为方向，以智库建设质量和智库产品质量双提升为主线，以更好地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支撑社会发展为宗旨。

（一）把握三个关键词

质量。要实现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目标，在2017年，能否由重数量转换到重质量的轨道上尤为关键。质量，既包括智库建设的质量，又包括智库产品的质量；既包括外部政策供给的质量，又包括内部治理的质量；既包括智库的“硬件”是否有保障，又包括智库运行的“软件”能否兼容。要在以上几个方面都坚持质量标准和质量取向。

协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特别需要注重统筹和协同。我们既要注重不同智库主体构成的智库共同体建设，又要注重智库类研究机构与应用类研究机构的协同、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协同、与党委政府决策部门的协同、与媒体的协同等，实现思想产品的多层次开发、集成式运用、全方位转化。

专业。包括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专业化，研究团队和研究方法的专业化。这是实现智库协同、推进智库产品和建设质量提升的关键。决策咨询关乎国运民生，智库专家应恪守专业化原则，谨言慎行，防止主观臆断、一知半解和跨界发言导致的政策风险。

（二）处理好三个关系

处理好“谋”与“断”的关系。智库提供咨询建议为“谋”，政府决策执行为“断”，要做到“谋”与“断”适度分离。加大政府内设智库类机构的改革力度，科学准确界定其职能，避免智库机构行政机关化导致的“‘政’‘智’不分”。智库要把握自身的职责边界，把握好参与公共政策的“度”。智库与决策机构最理想的距离，是保持“一臂之遥”，既能够跳出来观察公共政策问题全貌，又能够近距离感知体验决策者的需求，在政府需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够得着、用得上。

处理好对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互为机遇、相互促进。智库研究需要基础理论与思想支撑，智库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可以推进理论的创新。智库对策研究要在提高针对性、及时性、操作性的同时，充分吸收理论界的重大和前沿成果，提供高水平的前瞻性、预测性和储备性思想产品，并对基础理论研究给予“反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处理好咨政与启民的关系。一方面，智库专家必须能够“走进来、走上来”，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智库专家又必须能够“走出去、走下去”，进行政策宣传推广，为社会公众答疑解惑。智库专家要深入基层，加强和媒体联系，提升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意识，引导民众和媒体更加全面客观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提高全社会的政策对话水平，凝聚社会政策共识，形成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