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卫星”上天想到“官出数字”

《资治通鉴》载，公元382年，前秦帝国粮食大获丰收，好地亩产百石，差地亩产50石。

石，重量单位，一石等于120市斤。百石即为12000斤，50石即为6000斤。1600多年前，无论种子、肥料、土壤、田间管理等均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今天亩产千斤已是挺不错的收成，那时候怎么会亩产6千至1万多斤呢？

很显然，这是一颗吹上天的“卫星”。那么，司马光为何竟会在《资治通鉴》里言之凿凿地记载这件事呢？以司马光修史的严谨性，他一定是不会凭空编造的。这里的根据，大概是前秦帝国遗留下来的文书档案资料。想必当时前秦的地方长官有向皇帝符坚报告粮食喜获空前大丰收的奏章。甲地报喜，受到赏赐，于是乙地也报喜，丙地也报喜，各地都报喜。张三报30石，李四就报50石，王五则报100石。反正吹牛不上税，那就比赛着吹吧。亩产百石的“卫星”就这样上了天！如此离谱假产量，报上去竟然未被治罪，且被正式载入史册，不难想象，那些虚报产量的官员一定是大大地得到了好处的，而国家和老百姓则一定大大地遭了殃。

前秦这般“卫星”上天，新中国成立9年后的“大跃进”时也曾出现过，那是如笔者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的，伤痛犹新，恕不赘述。那么，这种“卫星”今天是否已经销声匿迹了呢？没有。今年3月7日全国“两会”代表团审议时，辽宁省书记李希披露了近年发生在本省的两颗类似的经济数据“卫星”：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了2900多万元，翻了18番还多！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了1600多家，打了将近6个滚儿！这样的经济“卫星”，只是个例？还是显例抑或典例？恐怕不说大家也都心里明白。今天在许多领域仍然规模存在的浮夸、虚假问题，与前秦的“卫星”相比，只是量的不同，并没有质的差别。

搞浮夸的结果有个铁律——最终会受到惩罚。公元385年符坚兵败被擒，旋即被缢杀，这个惩罚真够狠的，此与前秦帝国公元382年的大浮夸不能不有一定关系。1958年“大跃进”竞放“卫星”，让全国人民“低标准，瓜菜代”，饿了好几年肚子，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辽宁近年来大范围“官出数字”，恶果业已显现：2016年前11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7.3%，是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63.6%，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省份！以致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3月7日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官出数字”、放经济“卫星”，尽管原因复杂，情况各异，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服务本位主义，迎合浮夸主义，欺瞒的官僚主义。《资治通鉴》记，唐玄宗年间，关中发大水，玄宗忧雨伤稼，宰相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玄宗信以为真。扶风太守房琯说了实话，杨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实者。”说假话的得逞，说实话的挨整，谁还敢再说实话？如果领导亲自到灾区走一走，或者派人察一察实情，骗局就会被戳穿。乾隆年间，贵州巡抚周人骥上书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贵州产的铅运出去。几年过去，河修完了，却是个“豆腐渣工程”，根本不能行船。周人骥便编了一个骗局：“由新河运铅，实较川江为稳，惟远雇水手，未悉路径，不免浅阻耽延”。乾隆这回没上当，立即派官员实地访查，很快弄清了真相：“一线河流汹涌直泻，现在巨石满河，船不能行”，朝廷要的铅仍用原来的办法：“押令苗民，终年负运。”针对这种公然造假，乾隆断然下令，开河靡费银两，由周人骥和其下属官员赔偿；周人骥革职查办，但不得回乡过悠闲日子，派他出资到庆云县修城墙。周人骥“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下子倒了大霉。

乾隆这一招，令人称道也让今人思考。对弄虚作假放“卫星”的人，关键要针锋相对——一不给他“名”，二不给他“利”，再加上一条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否则，“干打雷不下雨”，尽管会上有强调，文件上有禁止，但面对“实事求是常吃亏，弄虚作假占便宜”的现实，虚假的东西是不会绝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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