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艳电”都说了些什么不堪入耳的东西？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２号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一向主张对日议和，被人视为“亲日派”的代表。

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通过妥协来与日本停战的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侍从室第２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宣扬“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消极悲观论调。

汪精卫集团对陶德曼调停充满幻想，调停失败后，他们惟恐与日本联系的管道被切断，急于要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由高宗武利用职务之便秘密与日方有关人员接触。１９３８年７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授意下，从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出发，秘密访问了东京。

高在日本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得到了日本希望在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要人中寻找议和对象的信息。板垣征四郎还让高宗武带信，表示日本愿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为“和平运动中心”。高宗武回国后向有关上级汇报，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但汪精卫、周佛海等却因此摸清了日本的底，决心继续联系，争取谋和。

▲汪精卫与日本人私交甚好

同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尽早结束战争作为战略方针提出来。７月１２日“五相会议”上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提出了以“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为谋略要点，在华“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决心以政治诱降推动军事侵略的步伐。

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摸底，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理念更加坚定，他甚至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说什么“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除继续威胁如国民政府坚持容共抗日政策，“则日本不到将其溃灭断不收兵”外，也有“倘国民政府能放弃向来的指导政策，更换人事，实求新生，来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