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三不朽” （2）

　　入道、揭道、传道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体悟和阐释，有一个认识上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与他自己所说的“学为圣贤”或“求圣”的过程是同步的。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说自己的学术经过“三变”：“早岁业举，溺志词章”，后来感觉是在浪费青春；于是“稍知从事正学”，研读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著作，却感到众说纷纭、“茫无可入”；不得已转而“求诸老释”，顿觉惊喜，“以为圣人之学在此”，但将其与孔孟之说、日用之道相印证，又产生抵牾。迷茫之中，贬官龙场，反复思考，体悟日深：“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所谓的“龙场悟道”，就此发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段回顾，使人们认为经过“三变”之后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已经悟出了“圣人之道”。但是，令王阳明惊喜的并不是悟出了“圣人之道”的结果，而是悟出了通向“圣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开通向“圣人之道”大门的钥匙。所以黄宗羲认为，“龙场悟道”对于王阳明的“求圣”来说，是“始得其门”。

黄宗羲可谓真知阳明者，他认为王阳明的学术经历，并非王阳明自己所说的一个“三变”，而是有两个“三变”，“龙场悟道”则是两个“三变”之间的关节点（《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只有把这两个“三变”一并考察，才能理清其“求圣”的全过程。

黄宗羲说的第一个“三变”，如王阳明之所述，这是一个“悟”得其“门”的过程。王阳明从朦朦胧胧地向往着“学为圣贤”，到“得其门”“入其道”，其间经历了整整二十年。

黄宗羲认为，在“龙场悟道”而“得其门”后，王阳明的学术开始了第二个“三变”：一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开始专注从“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后”，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良知”二字。这样，就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后，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各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且落实在行为上，即“致良知”，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龙场悟道”，到病逝于江西大庾，这第二个“三变”，也经历了二十年。

前后两个“三变”，构成了王阳明“求圣”之道的三部曲：第一，从立志“学为圣贤”，到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寻求到“入圣”的门径。但何为圣人之“道”，却只是有所悟，而无法用文字、语言概括出来。第二，从“龙场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圣人之道”的精义，这也是王阳明学术即“心学”的核心和真谛。第三，从揭“良知”开始，到在江西南昌、赣州、吉安等地，在绍兴等处，倡导“致良知”，倡导“与民不亲而亲”，倡导与“愚夫愚妇”同好恶，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这个“三部曲”，既是王阳明通向“道”、揭示“道”、传播“道”，即入道、揭道、传道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从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

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才是它真正价值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二程到朱熹、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为着解决社会问题，为医治时代弊病开具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