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作人1939年元旦遇刺始末（3）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并未控制天津全境，因为那里有多处外国租界，尤以英租界面积最大，后台最硬，程锡庚被刺后，有亲英倾向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本打算大事化小，可是他的参谋长山下奉文却想借机对租界开刀，迫于压力，英租界巡捕房配合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四名中国嫌疑犯，并将四人暂时借给日本宪兵队审问，希望换得租界的平安。

祝宗梁：抓了以后经不住打，结果就招了，他们说是刺程犯，这四个人其实就是军统的。

解说：日方起初保证不会虐待这些中国人，只对他们审讯五天，之后就把人还给英租界，但经历了严刑拷打后，四个人回到租界已经遍体鳞伤，日本人则拿到了四份屈打成招的口供，四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后全员翻供，加上国民党政府施加的影响，英租界拒绝了伪临时政府及日本方面引渡四人的要求。

祝宗梁：多少次要求引渡，英国人不给。

解释：见此情况，山下奉文越过杉山元，直接上书日本陆军部，鼓吹利用此事一举端掉天津英租界，1939年6月，日军对天津英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实施封锁，禁止一切食物和燃料进入英租界，日本政府宣布，英租界已成为反日分子的基地，租界当局只有交出所有抗日人士才能换取日军解除封锁。陷入外交困境的国民党政府，于是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祝宗梁：那么叫我们到香港自首，自首的目的就是说这四个人不是刺程犯，目的就是救这四个人，所以我和袁汉俊两人到香港自首。

解说：祝宗梁和袁汉俊已经没有选择，出发前戴笠告诉祝宗梁，他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研究过，顶多把他和袁汉俊送到伦敦，无论到哪里都会设法营救。然而随后的事情却令人意外。

祝宗梁：我们自首以后他不理我们，英国人不理我们，我们在香港待了大概三个多月，后来我们自个儿也走了，根据后来解密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记载，1939年8月下旬，重庆等地有新闻报道说刺杀程锡庚的是南开中学学生，而日方认为这只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用来搅乱事件做出的一策，虽然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活动，但对日本的封锁无能为力，最终决定妥协，双方在东京谈判，并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侵华为合法，日本则保证，英国在华租界的不可侵犯性，同时英国答应移交所有躲藏在英租界内的抗日人士。

祝宗梁：到这个9月的这个时候，英国人答应把这4个人引渡给日本人，是坐着小船，把这四个人搁在船上送过去。

解说：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与希特勒共同肢解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上演，《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表示抗议，中共则通过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直指这是东方慕尼黑阴谋。1939年，19岁的祝宗梁就这样在懵懂中被卷入了复杂的国际政治角力中，而此时危险正在向抗团步步逼近。

陈晓楠：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潜伏》给观众塑造了一个特务的世界，而那个余则成潜伏过的地方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军统天津站1932年建立，首任站长是被称为军统“四大凶”之一的王天木，1939年抗日杀奸团的团长曾澈被提升为站长，在后面的历史记述当中总把抗团的杀奸活动和军统联系在一起，和这项任命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因为抗团和军统的微妙关系，在1939年9月，这两个组织的命运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解说：1939年9月，天津大水还未完全退去，根据刚刚签署的《有田克莱琪协定》，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协议，日伪特务机构开始在英租界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日军侵占下的第一个中秋节，天津满是肃杀之气，中秋节的第二天，9月28日凌晨四点，英租界的一处两层住宅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刘永康：我们几个人就是到那个城市给李如鹏送点月饼，然后大家玩了玩就好像很晚了，那个时候出入租界都得检查，很麻烦的，所以就住在他那个地方了。

解说：当天在李如鹏家除了刘永康还有李如鹏的妻子童瑛，大姐李孙云，抗团成员华道本，陈肇基和张树林。

刘永康：突然敲门说检查户口，大家一聚当然就知道，知道出事了，他们一检查就检查出东西来，抗团的传单和宣传册很快在二楼被搜了出来，李如鹏和妻子童瑛被带到楼上指认，这个时候日本人没带那么多手铐，他以为就李如鹏自己一个人，没想到我们都在，所以就两个人一副，我跟华道本扣一个铐子。

解说：此时楼下只剩下一个日本宪兵给他们录口供，那个时候李如鹏还有个姐姐，我们跟她叫李大姐，她就故意挡着这个日本人的视线，我跟你说吧，我会点日文，我给你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