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从“宽广之路”到“大道之行”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引擎，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总纲领，也是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总抓手。

“一带一路”的逻辑

“一带一路”逻辑清晰、定位精准，展现了中国的使命担当、彰显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一带一路”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通、融、荣。

“通”是前提、条件。“通”凸显经济层面的合作共赢。互联互通、包容性全球化、世界经济再平衡、共同现代化、国际产能合作、共享经济等是理解“通”的关键词汇。目前，“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网络逐渐成形，以中巴经济走廊等“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为标志，基础设施、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早期收获。

“融”是本源、实质。“融”侧重文明层面的文明互鉴。通心工程、人文格局、文化条件、重义轻利、亲诚惠容等是理解“融”的关键词汇。“融”意味着中国是要充分融入世界，打造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荣”是愿景、目标。“荣”强调全球治理层面的使命担当。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理解“荣”的关键词汇。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要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预期，更要增强全球民众对美好图景与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决心。在全球治理遇困的背景下，中国会在理念、价值、制度等层面发力，助益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

政策沟通是“五通”之首

五通建设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策沟通就是完备“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同相关国家的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在实践中，有顺畅的政策沟通才会有便利的规划对接与项目对接。

政策沟通的亮点是国家领导人久久为功、带头推动。2014年，习近平主席7次出访，足迹遍布18个国家。2015年，习近平主席共出访8次，行程遍布14个国家。2016年，习近平主席完成了5次出访，足迹遍布12个国家。所到之处，大多是“一带一路”关键国家。例如，2016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飞抵布拉格，这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到访中东欧国家。在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捷克《权利报》发表题为《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加强战略对接，释放合作潜力。中捷双方应该以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为重要契机，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的对接，进一步梳理和筹备重大合作项目，争取早期收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最强推销员”。2014年10月，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推销了中国的“高寒高铁”。此外，李克强总理在出国访问中也频频推销“一带一路”的其他优势产能，如核电、航空航天、产业园区等。

政策沟通的基础是重视制度设计、务实推动。2014年12月及2015年3月，《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两个纲领性文件先后印发，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行动指南。2015年2月，中央成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此后，各地区各部门也纷纷成立落实“一带一路”决策的工作机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的对接工作全面完成。港澳台地区以及全球6000万华人华侨发挥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在国际层面，“一带一路”具有制度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属性，不仅重视双边的项目推动，更重视多边层面的制度建设。联合国希望将“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合起来，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序开展。同时，“一带一路”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等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政策沟通的关键是与现有的战略规划进行有效对接。“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现有的规划倡议以及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有效对接。在国际组织层面，需要精准对接的战略规划有：联合国“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欧盟“容克投资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在国家层面，需要精准对接的倡议规划有：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俄罗斯“欧亚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印度“季风计划”、印度尼西亚“海洋强国”、英国“北方经济引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韩国“欧亚倡议”，等等。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与上述规划有相通与契合之处，合作基础扎实。

政策沟通是五通之首，在系统发力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