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红顶中介”，重在规范“红顶”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工作不断推进，“红顶中介”也成为整治重点。依据中纪委网站公布的巡视整改通报，有媒体梳理发现，在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的12轮巡视中，至少有7个国务院的部门存在“红顶中介”问题。

据新京报记者的不完全梳理，自2014年至今，李克强总理至少有8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治理“红顶中介”问题。而与这种高层频繁强调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与治理“红顶中介”相关的各项规定也堪称是密集出台：

201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部署清理规范各类“红顶中介”；2015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2015年10月份，国务院清理规范了第一批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016年2月份，又清理规范了第二批192项；2016年12月19日，发改委、民政部等十部门印发《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的监管方法予以了明确……

中央高层三令五申的强调，治理规定的步步跟进，在彰显治理决心的同时，也折射了“红顶中介”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的12轮巡视中，至少有7个国务院的部门存在“红顶中介”问题，也是对此的现实注脚。

相较于权力直接对于市场的干预，表面看起来市场化实质却戴着“红顶”头衔的中介结构，往往表现得更为隐蔽，“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的形容很是形象。部门该放的权力和审批事项没放到位，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藕断丝连难脱钩，这些往往都为“红顶中介”的滋生和延续预留了肥沃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要消除“红顶中介”，首先就得从清理不规范的审批事项，从推动部门的简政放权开始。部门权力减小了，可用来“滋养”“红顶中介”的能量也自然就小了。

但越是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越要警惕一些看似下放和取消的审批权限，再次借助“红顶中介”还魂。对此，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曾有提醒：要警惕一些审批事项换个“马甲”，由政府职能转到与政府关联的“红顶中介”，要彻查“红顶中介”代替行政收费等现象。换言之，简政放权有助于清理“红顶中介”，但对于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的事项，也要防止继续转变为“红顶中介”的可能，如果说前者是存量改革，那么后者则是增量改革，两者都要抓。

“红顶中介”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部门权力太大，制度性的放权不到位，一些协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未理顺，更与一些部门和一些位子上的“红顶”直接有关。如“红顶中介”其中的一类，就是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后，在里面任职，甚至干部违规在部门下属协会学会兼职取酬。如2016年5月，中央巡视组向农业部反馈巡视意见时就指出，农业部“一些协会、学会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有的领导干部在协会、学会兼职取酬，有的领导干部与关联企业老板勾肩搭背、谋取私利等”。在简政放权和相关清理长达数年后，仍有这样的违规现象存在，再次证明相关治理的难度不容低估。对于干部的兼职问题要划清界限，违规兼职者，更要零容忍。

“红顶中介”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明，权力“旁逸斜出”的必然产物。这些中介虽然是以市场化的面孔出现，但根子却在“红顶”身上。治理上别无他法，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从体制机制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距离，该下放的权力及时下放，不该管的领域坚决退出，方能真正给“红顶中介”断奶。另外，对于简政放权和清理“红顶中介”的效果评价，也要多吸纳市场的反馈，不能仅满足于部门的上报与审批事项数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