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仲勋同志以群众路线为改革生命线（2）

（一）

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他所倡导的改革，是有立场，有前提，有原则，有方向的。

当年在广东佛山工作期间同习仲勋同志有过许多接触、并结下忘年交的卢瑞华同志（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曾经这样描述习老：“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无论广东发展成什么样，超过了香港也好，超过了台湾也好，所有那些成绩、政绩，都不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让他关心。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终极目标，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习仲勋同志时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求、维护群众的利益、让人民过上好的生活，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正如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组织上对他做的一份鉴定所述：“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同志历来认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他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有句老话，“屁股指挥脑袋”，“屁股”就是立场。我们共产党人想问题、做事情，特别是在处理利益关系的时候，只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把立场即“屁股”坐歪了；“端端地”，就是要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坐稳人民立场，绝不容许有丝毫的犹疑、偏移和动摇。在广东领导改革工作时，习老谆谆告诫年轻领导同志：“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今天，无论是广东还是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都已非往昔可比。然而，寻根溯源、回首初衷，值得我们思考：改革要深化，但是改革究竟为了什么？开放要扩大，但是开放究竟为了什么？发展要提高，但是发展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人民造福，还是为资本牟利？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需要通过引导和协调，把国内国外各种资源要素都利用起来，以更好地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归根到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用资本只能为人民造福，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的需要。如果本末倒置，把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变成为资本服务的改革，那就把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站错了。

不可否认，这些年有些高高在上、满脑西化的官员、专家和媒体，谈论起改革头头是道，可是人们看不懂，他们究竟是“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还是把“把屁股坐在资本老板这一面”，或者“表面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实际坐在资本老板这一面”。有的人喜欢以“改革派”自诩，却闭口不提他们主张的“改革”到底是要做什么、为什么，只讲“不改革死路一条”，要“杀开一条血路”，把本应为人民造福的改革，变成回避立场、淡化目的的“为改革而改革”，其实掩盖了“为少数人牟利而改革”的实质和“资本绑架改革”的危险倾向。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些人的语境中，把国企做大做强不是“改革”，把国企卖了或让私资外资控股“变性”了才算是“改革”？连医疗、教育、铁路、盐业乃至水电气，这些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公益化领域，为什么也得推向市场，向私资外资献上“蛋糕”，这对国家安全、对普通百姓又有什么好处？真需要用习仲勋同志“永远不要脱离群众”的警告，好好清理头脑和思路！

习老在同干部群众座谈时说过，“我们是群众的勤务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别的权利”。

今天，我们有些党员干部恐怕很难说还是“群众的勤务员”了，如果自觉不自觉演变成私人资本甚或外国资本的“勤务员”和“代言人”，那不是很可悲吗？

（二）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改革，就必须心系人民，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真正听得进老百姓的心声。

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走群众路线的基本功，经常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听取民意，足迹遍布南粤大地。

曾跟随习老调研的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同志谈到：“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方。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

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同志（后任省委常委、秘书长）说：仲勋同志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已上了年纪的习老，在暑热的环境里，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广东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功做法和经验，都是习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从群众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的。他之所以敢为人先，提出人所未言的改革建议，做出人所未决的改革举措，并且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就是源于大量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让他心里有了底气，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

调查研究是方法，了解民意是目的，真正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

习老刚到广东工作时就强调：“群众要说什么，一定要让人家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听。群众说得对的，我们就听，就照办。有时候有些群众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那我们就帮助群众做工作，努力让他转变认识。但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听，要倾听。”

倾听群众呼声，说起来容易，要做到最不容易，关键是心里有没有群众，把群众摆在什么位置。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期间，一件脍炙人口的工作实绩，是解决当年的“逃港风”问题。

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但过去总把偷渡外逃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采取堵和抓的办法，抓到了就是犯罪坐牢，结果治标不治本，效果不明显。

1979年1至5月广东发生的“偷渡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11.9万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当时习仲勋同志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调查，在和19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对话中，很多支书的发言很冲、很逆耳，充满火药味，但说的是大实话，习老都听进去了。他了解到，当时一些群众之所以要偷渡香港，主要原因是两边经济差距过大，跑过去就业容易，好挣钱，村里能盖房的都是逃港发财回来的人。在座谈会结束时，他说：“大家谈心，交心，你们怎么想，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说，坦诚相见，就好。这样使我听了以后，了解到了很多情况，也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偷渡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同志们都没有责任，主要责任还是我们，我们不能回避这个责任。”

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习老哭了，痛心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可见习老对群众是真感情！遭受16年牢狱劫难时，他没有哭过；当调研中看到私渡农民被关押，看到群众受苦难时，他却哭了！正是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习仲勋同志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和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并向中央提出要赋予广东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他是用改革发展这把钥匙来破解温饱难题。也正是靠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所以“偷渡潮”这个困扰广东二三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习仲勋主政广东三年就圆满解决了。

习老这种深入调查研究、体察民间疾苦、对群众动真情、为人民敢担当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赤诚心怀和务实求真的政治勇气。今天回味起来，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佩！想想改革之初，老百姓是穷怕了，盼望改革，如果不改革，的确是“死路一条”；然而也不能不看到，改革发展到今天，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虽然总体上讲改革开放的成绩是主要的，老百姓是拥护的，但也有一些所谓的“改革”，是假“改革”之名，背离人民群众的意愿，满足了中外资本利益集团的贪婪欲望，却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不可能认同！如果让这种假“改革”改下去，只会加剧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广大群众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走向“死路一条”！

可以想象，如果习老今天听到下岗工人倾诉生活艰难现状，痛陈对国企改制中化公为私、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的怨恨；听到基层群众对医疗、教育、房地产等改革的评价，了解国家虽然富了而平民百姓却越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上不起学的状况；知道当下群众是多么害怕私有化改革，改什么就意味着什么涨价、玩假，让群众负担加重，质量和安全难以保证；以及看到改革以来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卖淫嫖娼、环境污染等严重状况，将会作何感想？又会向中央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习老说得好：领导干部“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人民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强调，要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要坚守共产党人的承诺，“金杯银杯都不如群众的口碑”。

如今我们那些让群众远远仰望的在位者，是不是也应该眼睛向下，深入到基层，到普通百姓中，去听一听、看一看、聊一聊、想一想，知道老百姓当下的苦衷、意愿和呼声到底是什么，我们深化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才是改革迷津知途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