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怎样留学？（2）

1.做起留学梦

第一个到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是清末的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二十年后，又向曾国藩提议选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获得曾国藩支持，从1872年到1874年这几年间，每年政府派出30名。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紧急召留美幼童回国，计划夭折。很多年里，留学都是零星行为，极为罕见。

情况在1896年出现转变。此前，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深为震动。这一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学生去日本，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同时，民间心态也有所转变，不少年轻人看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犹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因而选择自费留学也不在少数，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留学潮。

留学，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梦想。加之清廷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途径，留学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镀金方式。留学生一时身价百倍，引人艳羡，竞相追逐。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回忆录中就写道，1907年时，正在上中学的自己有一次看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因此他发誓说，“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后来，他果然去到了美国留学。

季羡林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难找工作，幸而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他回校任教，工资优渥，生活满足。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从个人的角度说，留学自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当其成为一个集体行为，背后就有更强大的驱动力，也就是救国报国，学成有用的人才，为国家作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覆亡清政府后，留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目标更加明确起来。譬如外交家顾维钧1912年被袁世凯政府聘为秘书，彼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为了为新政府效力，他赶写毕业论文，以便早日回国。

与“留学梦”相伴相生，当时国内流行着各种各样带有舶来性质的思潮，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乃至体育救国、学术救国等都各自有一批拥趸，吸引着留学生从不同的路径去探索“救国”的课题。不过，尽管青年人的热情令人深为震动，尽管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气象，但当时的国家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留学”能开出药方，却不能予以根治。归国的留学生们，很快被卷入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颠沛中，为大时代所掣肘，不得不渐渐偏离了迈出国门时的目标。然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和一代人之学术，却值得后来人珍视。

跳脱出中国的特殊环境，将“大留学潮”置于世界近代史和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去考察，会有更深刻的洞见。它牵涉的不仅是一国时事，而是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