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二史”：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3）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中的“一论二史”的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索，时常是与经济的史实和思想过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就“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看，上述论述中既有“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研究要求，也有“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经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经济学说的真谛，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特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中指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树的“历史的评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阐释的基础之一。即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史经验”不仅作为现实的镜鉴，揭示当下经济理论新见的历史根据；而且也作为发展的路标，昭示当下经济理论新见的现实基础。“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实在地表达了“一论二史”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思想史过程。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此而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理论新见。回溯历史、立足现实，理论就能以此为基础而赓续，现实也能以此为台阶而前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是经济学方法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体现的“一论二史”的思想意蕴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一论二史”的整体性关系及其学理依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设中的视域

“一论二史”学理的这一内在逻辑，不仅能够揭示前人探索的印迹，而且还留下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气；不仅能够揭示理解现实问题的历史基础和背景，而且还留下继续探索的路标和台阶。在长期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中，“一论二史”时常成为重要的学术和学理话题。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上都有过突出的学术建树，他历来注重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结合上，深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194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王亚南就提出过政治经济学研究“三层次”转化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我们说它是‘政治的’经济事象也好，说它是经济事象也好，终归是第一次的；若政治经济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它是那些经济事象，通过经济学者的体认，或由经济学者脑子‘再生产’的结果，所以是第二次的；至于经济学史本身，有更进一层，把那些通过经济学者‘再生产’的结果，如学说、思潮等等，加以再组织，结局，它便成为第三次的了。从这里，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史，就是更深进一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对于它的研究，当然更多一些曲折，或者对于我们要求更深更多的理解。”从第一层次的“经济事象”，到第二层次的“经济思想”，再到第三层次的“经济学史”的转化，厘清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逻辑与学理关系。

1986年，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一文中曾提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同样，“倘不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就不足以体现出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是构成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材料”。1991年，赵靖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也认为：“各时期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状况，反映着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这些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在反映经济关系方面越是深刻，越是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密切，经济思想发展水平就越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程度是经济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要以经济思想史的深入探索为基础。就经济学说“系统化”的学理来说，经济史同经济思想史一样，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虽然有经济学学理上的这些清楚认识，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脱离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象，一直没有显著的改变。即使到现在，在对《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解中，鲜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甚至没有对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识。在这一方面，不仅马歇尔和熊彼特的相关论述值得我们借鉴吸收，而且我国学术界对“一论二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和思想阐发更值得我们吸收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系列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对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的“一论二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