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弥补人权司法保障短板（2）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现法律援助的普遍性

上述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如何保证社会资源贫乏且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把法律层面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转化为现实中可以切实享受到的待遇？在法律援助范围尚窄、律师参与刑事案件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刑事司法的形式正义和结果公正？如何保障社会资源贫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公平感？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现法律援助的普遍性，应当是至关重要的举措，也应当作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工作之一。尤其是考虑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的协商性越来越强，没有律师的介入和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理智性难以获得充分的保障，控辩协商、审辩协商活动也将难以运行在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而不走偏和异化，司法不平等和形式非正义的现象很可能因此而加剧。

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是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诉讼权利乃至基本权利，提供法律援助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从理论上讲，基于法律援助的普遍性观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属于经济困难情形，而且意欲取得律师的帮助，国家就有责任为其提供援助律师，从而使律师介入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必需品”，让法律援助成为一种诉讼权利和法律福利，普及到有需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国家则不宜以法律援助力量有限或者经费不足为由推卸责任。

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需要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201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从三个方面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一是逐步开展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刑事裁判、决定的经济困难申诉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二是健全法律援助参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机制；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相比于刑事诉讼法基于身份和刑期标准确立的法律援助范围，该《意见》基于案件类型标准对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了扩张，扩大到再审申诉案件、刑事速裁案件、刑事和解案件和死刑复核案件中，值得肯定。但从人权司法保障的角度看，此范围仍然相当有限，应当进一步拓展，逐渐达到按需提供律师的状态。目前世界范围内对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保护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让法官兼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二是按需要提供律师，即为所有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律师；三是只在案情复杂严重等关键案件中为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律师。我国采取的是第三种做法，未来应当向按需要提供律师的模式发展。当然，作为必要的过渡，目前可以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贫困度（而非刑期长短）为标准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经济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宜太高，且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分地区确定，不可一概而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到了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困难标准，不论其是否认罪认罚，不论案件适用的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还是速裁程序，都应有权获得援助律师的帮助。

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满足刑事法律援助改革对援助律师的需求。在完善指定辩护制度的同时，应当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为弥补指定辩护律师数量的不足，规定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但存在定位不明、功能局限等问题，故建议尽快将其改造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公设辩护人财政上由国家负担，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办公室则设在法院或看守所，以便随时为经济困难无法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助力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普惠化。

（作者：周长军 齐延平 周长军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齐延平系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