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让对手永久疼痛的力量

64年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正值“八一”建军节前夕。历史的巧合，让我们的目光很自然地把这场战争，同90年军史紧紧连在一起。上甘岭、长津湖、松骨峰……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多年过后，在远离硝烟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凝望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一次次呼唤英雄的名字。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先辈的热血至今在我们心中流淌。

今夜，我又一次与父亲在洁白的A4纸上相遇。这位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没负伤的老兵，此刻正通过某种神秘信息，隔空与我——一名当代中国军人，进行着父与子的量子纠缠。

他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奔突，他的嗓音在我的喉结上跳动，他的伤疤在我的背上隐痛（那是日本兵给他留下的印记）……潮湿的坑道，不朽的上甘岭，舍身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令“油挑子”望而却步的米格走廊，夺走毛岸英生命的凝固汽油弹，祖国慰问团送来的茅台和汾酒，这些儿时就熟悉的字眼，瞬间都在纸面上变得立体鲜活起来。

（一）

33年前深秋的一天，当我第一次站在鸭绿江边，凝视着当年被美国军机炸断至今仍屹立江中不倒的半截鸭绿江大桥时，就在心里暗自遥想，我的父辈从这里抵达江对岸时，他们是怎样仅凭怀中揣着的八个发烫的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抱定了必胜武装到牙齿的对手的信念？

信念，真的可以战胜原子弹？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子弹？

那场战史告诉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战史，不可改变。战史不会骗人。

当邱少云趴在被燃烧弹打着的草丛中，咬着牙把双手插进三千里江山肥沃的泥土中时；

当黄继光以他中国式的“马特洛索夫”的惊天一跃，扑向喷吐火蛇的敌人枪眼时；

当毕武斌驾驶中弹起火的轰炸机，义无反顾地扎向大和岛上的敌人阵地时；

当毛泽东语气平缓地对彭德怀说，岸英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把他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同志一样，葬在朝鲜的土地上——

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不可改变地注定了。

（二）

为了探究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我和老友王湘穗专门写了一本书：《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记述那场消失在一个多甲子前的把20世纪一切两半的战争。

在这本书里，我们探讨了抗美援朝为什么“不得不打”——因为对手借这场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并一次次把炸弹投到鸭绿江对岸，让战火烧到中国人的家门口。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这一“不得不打”，为此后的新中国打出了少有人敢与我们兵戎相见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为什么是中国军人留给对手的永久疼痛——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血肉之躯，抗击拥有数千架战机构成空中优势和一个师火力强过我两个军的强大对手，生生把狂妄叫嚣“让大炮的发言代替谈判”的敌人，打回到了板门店，最后逼着克拉克将军沮丧地说出了美国军人最不想说的一句话：

“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将军。”

而比他更沮丧的，是美国二战名将布莱德雷，对这场战争的美国式评价：“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从这些在无数刀口上舔过血的美国军人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足以反证：抗美援朝，是中国军人留给对手的永久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