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准确把握本轮减税降费的目的和方法（2）

一个十分积极的变化

减税降费由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来支撑转到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与削减支出相结合的办法加以支撑，应当视作一个十分积极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实施的本轮减税降费，其目标大不相同于以往。

有别于以往立足于总量调节、旨在扩大总需求的减税降费，本轮减税降费的目标锁定在降成本。瞄准于降成本，“借钱减税降费”虽然短期内表现为企业税费负担的减少，但从中长期看，借来的钱终归要还本付息。即便政府的债可以通过置换办法延长，因增发国债而带来的利息支出也总会叠加到原有政府支出规模之上。认识到“羊毛终要出在羊身上”，叠加到原有政府支出规模之上的债息支出，肯定要添增未来的企业税费负担。因而，成本短期“降”而中长期“升”。

“借钱加节用减税降费”，虽然仍会因借钱而不免于添增未来的企业税费负担，也仍会因借钱而不完全排除成本短期“降”而中长期“升”的效应，但由于加入了“节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由此可以分解掉一部分借钱压力，减少一部分叠加到原有政府支出规模之上的利息支出，从而可以相应压缩一部分未来企业税费负担的添增量，相应派生的风险度也会有所降低。因而，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这对于降成本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操作。

更进一步看，将“节用”作为减税降费的一个支撑财源，特别是将“节用”同“裕民”对接起来，是以减税降费操作实现降成本目标的重要举措。压缩政府开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将省下来的钱，用在为民谋利的“刀刃”上。说白了，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政府自身的“节用”——削减支出，是实现“裕民”——降成本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所在。只有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减税降费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降费。

站在降成本的立场上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以判断，可以说，由“借钱减税降费”到“借钱加节用减税降费”，是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降费迈进了一大步。

根本之策在于“节用”

上述讨论实际上告诉我们，更基本、更实质或更契合降成本目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减税降费操作，关键在于“节用”——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前提和基础，为减税降费腾挪必要空间。在减税降费的同时，同规模削减政府支出。减多少税、降多少费，就相应削减多少政府支出,从而实现政府收支的再平衡。此种操作，或可称之为“节用减税降费”。

应当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降费操作。一方面，税费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同减，不仅当期而且未来的企业税费负担都可随之降低，不会因短期“减”而致中长期“增”，可保证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降下来的那部分企业税费负担，意味着资源配置权的实质让渡，从而资源配置格局才能发生有利于企业的变化。

当然，这其中需要关注的约束因素是，政府支出规模是否有削减的空间？或者，政府支出规模是否有突破种种既得利益障碍而获得削减的可能？眼下，过“紧日子”和“苦日子”已经成为共识。“紧日子”和“苦日子”是我国财政的新常态。其中首要之举，就是压缩政府开支，走节俭型政府之路，通过采取严厉措施，从政府入手，从公务消费入手，坚决杜绝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将省下来的钱，用在为民谋利的“刀刃”上。虽然任重道远，但面对现实，只要是下决心，真正站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实现减税降费与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并非没有可能。

在成功实现了由“借钱减税降费”到“借钱加节用减税降费”的操作转换之后，我们应当也必须适时地将“节用减税降费”提上议事日程，继而实现由“借钱加节用减税降费”到“节用减税降费”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