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中国运用

摘要：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他们理论的缺点同时也是其优点的过度延伸。结果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他们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伸都会在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具体表述。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

近代和现代是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推进最快、气象也最为宏大的时期，同样，这也是中国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灾难及中国人民中图强救亡的精神最为高涨的时期。久病成良医，良医治久病。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大幅推进是时代的需要。但理论的大幅推进总难免会有粗放的方面，其对国家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地缘政治本质的把握。

（一）地缘政治不能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1]、马汉[2]、凯南[3]、布热津斯基[4]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了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就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5]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6]。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8]，他们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9]，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卡尔·豪斯浩弗[10]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11]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12]。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13]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14]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5]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6]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17]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18]，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配匹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