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绑除障：释放活力的“关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了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存在着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当前，我们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由“浅”到“深”，由“入”转“合”，由“表”及“里”，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和升级。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含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内在动力四个方面的困境。

“融什么”的共识困境。当前，军地各方对要不要融合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于“融什么”“谁主导”“怎么融”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些方面认识的偏差还比较大。在执行和落实的过程中，人们对军民融合认识的误区可以概括为“五化”：一是“窄化”问题，就是把军民融合看窄了，认为“军转民”或者“民参军”就是融合，把军民融合仅仅等价于“军转民”或“民参军”，这是一种单向思考。二是“泛化”问题，认为只要是军民在一起组织一些活动，都叫军民融合。三是“物化”问题，一些人认为，对于军队，军民融合只是用经济建设的成果来发展自己。一些人认为，对于地方政府，军民融合就是从军工集团去拿项目。这些都没有认识到军民融合更主要的是从体制机制、法规制度、技术标准这些方面来打通“军转民”“民转军”和“军民协同创新”的三条通道，只注重物质需求，没有注重政策“软环境”的建设。四是“异化”问题。例如，现在有些地方把军民融合认为是搞产业园区建设，上项目，这样就把军民融合变成了一种“贴标签”。五是“空化”问题，认为军民融合是国家的战略，由国家来推，和部门、单位、个人没多大关系，干多干少一个样。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我们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共识基础比较薄弱，导致行动上难以步调统一、同频共振。

“分散化”的统管困境。“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建立之前，军民二元的分割管理体制，导致了军民融合发展“决策分散化、需求断裂化、执行无力化、监督形式化”。长期以来，我国军民融合管理发展实行的是军队、地方两条线各自运行的机制，在更高层面缺少统筹统管的机构。为了打破这两条线、加强军队之间的横向联系，我们在一些主要领域也建立了一些委员会或者协调机制。但是，这种委员会主要依靠部门的力量去推，很难从根本上打破军民体系之间“两张皮”的问题，面临着“小马拉大车”的困境。2017年1月，党中央决定设立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军民融合发展，这迈出了健全顶层统筹管理体制的关键一步。只要我们进一步健全统筹管理体制，就一定能够解决军民体系“两张皮”的问题，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融不深”的动力困境。既得利益藩篱难以打破，使军民融合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现状（“两头热”指的是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热情参与，“中间冷”指的是中间行业和部门却显得冷冷清清）。军民初步融合推进阶段，以部门领导推动力为主。当前，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国家整体推动力为主，这就使国家利益、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增大，部门或行业垄断利益反而变成阻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阻力。之所以融不深、融不透、融不持久，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利益藩篱的问题。一是随着融合范围不断拓展，军队有些效益低下的岗位面临让给地方“丢饭碗”的可能。二是随着融合层次不断提升，有些职能部门面临地位下降或被裁撤、“砸饭碗”的可能。三是随着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某些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面临被他人“抢饭碗”的可能。这就是军民融合“两头热中间冷”的根源所在。“两头热”是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热情参与，但是中间行业和部门却显得冷冷清清，这就使军民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的原动力不足、缺失。

这几大困境，对于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构成了较为严重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特别是对“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这一当务之急，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造成了科研项目多头管理，重复立项问题严重，原始性创新能力不强，导致国防科技工业存在的动力不够强的“心脏病”、材料不过关的“软骨病”、信息不通畅的“神经病”的问题。比如，我国大功率的发动机主要还是依靠进口，一些关键的电子元器件、软件系统还无法实现自主。如果这种模式再持续下去，会不断浪费宝贵的科技资源，而且还有可能错失发展机遇，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的技术代差。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四个意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从而为军民融合发展松绑除障，疏通堵点、消除痛点。一是积极转变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军方需跳出自我保障、自我发展、自成体系的发展旧思维，自觉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二是强化战略规划约束，确保融合有序推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规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总体规划，把军队的创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把重大国防设施和战场建设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三是强化法规制度建设，激发融合内在动力。扫清制约军民融合的制度壁垒，创新市场准入管理，彻底改变“出身论英雄”的投资评价机制。制定军民融合鼓励引导政策，通过价格、税收、信贷、国防采购、技术支持等形式，给承担国防义务的经济主体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