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惠锋：定制未来——钱学森的贡献与时代准备

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全球处于更加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为应对新冠疫情，各方面专家都出谋划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近一年多来，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一种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突变性的事件，带来的影响巨大，单靠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很难解决。可以说，应对大规模的快速传染式的全球化的事件，已经从单一的病毒问题，成为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问题。

人类已经从陆地走向海洋、走向空中，甚至走到了太空，已经形成了天、空、地通讯。同时，虽然人类也已经进入基因研究层面，但现在解决癌症问题，仍然很困难。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包括应对新冠疫情。因此如何做，这不仅是科学家的命题，也是政治家的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指明了提高组织管理水平的关键。这一切都高瞻远瞩，不仅仅是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的执政经验，也是在现实世界背景下提出来的必然抉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方方面面取得的丰功伟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结合系统观念，让我们再次想起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无论作为科学家，还是工程技术大师，或者是思想家，都始终坚持系统观念。

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钱学森曾说，“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的成就，是成千上万人完成的，而他只是其中一个。钱学森还说，把航天成功的理论、技术、方法运用到国家治理体系上，所形成的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这是中国人的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的命根子。钱学森把系统观念涉及的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作为命根子，今天我们主要回顾钱学森的贡献与时代准备。

一、作为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及工作期间的成就

1935年，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拜师冯·卡门。冯•卡门把应用力学从德国带到了美国，使哥廷根学派传承和发扬光大。哥廷根学派的精髓，是从扑朔迷离的复杂问题中找出其物理本质，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钱学森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很快得到冯•卡门的赏识，并获得了与冯•卡门及其学生一起探讨复杂物理问题的机会。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国受阻，此后他一方面继续科学研究，一方面寻找回国的时机。在此期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同时，钱学森在这期间还进行物理力学研究，并在其后几年出版了《物理力学讲义》。《物理力学讲义》将宏观的统计学和微观的力学结合起来，为可控核聚变、风电等能源方面的应用打下了影响世界近七十年的基础。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在1960年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齐声朗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的名句，以表达对钱学森的敬意。虽然《工程控制论》中全是数学公式，很多人看不懂，但其道理非常朴素，就是用不可靠的元器件可以组成一个可靠运行的系统，这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思想。

1955年9月，钱学森在回国前和他的恩师冯•卡门道别时，呈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冯•卡门翻看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钱学森得到了他的老师冯•卡门的高度认可。

二、作为战略家，助力中国傲立世界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就安排他去东北参观。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言下之意，中国能够造出导弹。

1956年5月，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同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切，钱学森作为指挥者、领导者，也作为实践者，完成了中国导弹、火箭等方面的一系列工程研制。

钱学森不仅在导弹、火箭、飞船、卫星等领域作出了国防科技、装备工业的硬实力贡献，还在重大决策、智库层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钱学森的系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