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华臻：让“老街坊”们多参与到城市共治中来

热心的街坊们，不仅构筑着首都平安的铜墙铁壁，也完善着北京城市治理的服务网络。当下，北京正努力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也在全力推进中。在许多治理问题上，不能光靠政府唱“独角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健全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机制，不仅是执政为民的姿态，也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

“我现在的名字是‘西城大妈’！”你可能想不到，这句自我介绍出自一个大个子高鼻梁蓝眼睛的洋大爷之口。他叫高天瑞，每天定时出现在什刹海荷花市场前的志愿服务亭里，或为游客指路，或给游客倒水，或帮邻居吆喝生意，有时甚至“路见不平”管理一下小商小贩。

一个外国人在北京胡同呆了22年，退休后还乐此不疲地戴上“红袖标”，管起了鸡毛蒜皮的杂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想和大家伙一起做点帮助别人的事儿”。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变化：刚开始觉得“西城大妈”是“事儿妈”，久而久之，却由衷敬佩起大妈“管天管地”的热情。可以说，是京城胡同里互助友好的烟火气留住了他。放眼北京城，可不只有“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都是响当当的品牌，大大充实着北京城市治理力量。从单纯的治安防范到复杂的法律服务，从调解矛盾纠纷到督促环境整治，这些热心的街坊们，不仅构筑着首都平安的铜墙铁壁，也完善着北京城市治理的服务网络。

今天的北京已经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治理难度升级。一方面，治理对象多元多样，基层实际千变万化，治安防控、人际纠纷、环境卫生等问题更加敏感；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的“单位人”，现在都成了“社会人”，整个社会急速原子化、个体化，靠政府“大包大揽”的治理效应显著递减。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在这一问题上，政府部门首先要承担起主体责任，积极探索创新，努力消除服务管理的漏洞和空白。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也不能光靠政府唱“独角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健全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机制，不仅是执政为民的姿态，也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

民间自我管理，在中国大地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国人历来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在“乡土中国”，兴学恤孤、造桥筑路、救灾纾困、定纷止争等大事小情，很多都是由乡亲邻里、街里街坊共同张罗操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成了国家主人翁，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激发，群众组织在联防联控、卫生监管、守望相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类似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成为社会治理与城市服务的最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老外点赞的“治安最好”的国度，北京的市民安全感指数之所以能高达95.6%，和这样全区域覆盖、无缝隙衔接的社会治理力量密不可分。

当下，北京正努力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也在全力推进中。汲取传统智慧、结合现实工作，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出现了大量生动实践。比如，石景山有“老街坊议事会”，清理社区小广告、腾退空间再利用，老街坊们纷纷献出金点子；要不要多点绿地，能不能搞个图书馆，老街坊们充分交流、各抒己见。环境整治、精准帮扶、文体活动等各项事务，也都因为有了这群热心、靠谱的“老街坊”，迅速找到了治理最优解。再看西城，北京最古老的斜街——鼓楼西大街未来怎么改，政府没有“剃头挑子一头热”自作主张，而是请有想法有意见的街坊们都到居民议事厅坐坐，和规划人员面对面讨论……有基层干部说得好：“老街坊”们不仅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社区的“设计师”。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智慧也是无穷的。走好群众路线，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集聚共商共管共治的正能量，一个更加和谐宜居的新北京图景会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