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型全球化伟大进程（4）

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共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机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等六大走廊，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世界贸易新增长点。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自关贸总协定到WTO，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是投资贸易合作，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中国将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改写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开始运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加快，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是获得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被拥戴。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三年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是各国共同行动并引发了集成效应的伟大构想。以基础设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手棋，以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取代碎片化和割裂化，符合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互联互通将使地缘关系为之改变，并逐步取代分割成为全球化载体的新范式。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虽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但如能从战略上实施有效对接，就有望形成“一带一路”建设合力，共享红利。比如，人口红利。 从经济增速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个板块中的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强、势头猛：比如越南到2030年有望保持在6%以上的经济增速；印度目前增速在7%以上，预计会超过8%，持续到2030年；孟加拉国和印尼也分别在6%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国力发展，消费能力会迅速提升。这个庞大的消费人群，将形成巨大的市场。从人口水平看，这些国家的人口基数大、平均年龄低，比如印度平均年龄是28岁，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年龄都在35岁以下，在年龄结构上的红利将持续释放。从劳动报酬看，后发国家的人口以体力劳动为主，而我国正迈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人力成本上升，着力智力创造，人口的脑力劳动占比日渐提高，二者将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布局中形成多层次发展的有益互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也将借助“一带一路”搭建起的各类平台与载体铺开、深化，使后发国家获得发展机会，也使中国能够持续享受新红利，并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

 （四）“一带一路”将打破过去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单向度开放、以国内为主的区域布局，重塑地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大棋局，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海天一体的新区域布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有利于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内轻外”“重陆轻海”“重地上轻空间”的区域布局，确立和强化我国海权意识，真正使我国从“黄色领土”走向“蓝色领土”。“一带一路”将推动我国向西陆地开放和向东海洋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边缘迈向对外开放前沿，在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新疆、广西、云南、内蒙等沿边省份，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群，这就使中国过去的内陆边缘或末梢，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前沿和突破口。

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167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052公里，是东部地区的12.3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使中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来谋划产业布局，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促，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陆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回旋空间和增长动力源。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可以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形成跨境海铁、江海、铁公水、海空港联运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改变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我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中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了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