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正能量】我的长征情结

我叫陈荻芳，是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的主任编辑。

我参加过多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摄制工作。最令我难忘的是，参加拍摄4部长征系列电视节目，共78集2100分钟，其中3次担任总编导。

30年前的1986年，我刚从总参谋部调到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正赶上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10集电视连续节目《长征·生命的歌》。初来乍到，担任编辑，知道了很多关于红军的传奇故事和有趣的细节。比如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为什么说红军会那么神呢？除了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之外，掌握敌人情报也很重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信息战。当时红军从国民党部队缴获了一部电台，敌人开始不知道，还在电台里狂妄地直接用明语对话。红军通过电台既了解了敌人动向，又故意用敌军上司的口吻发出指令，调动敌军的主力部队晕头转向地朝相反方向去追赶。尽管后来敌人发现了情况，修改了密码，红军又想办法破译了密码。这才有了《长征组歌》里“四渡赤水出奇兵”“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几句经典歌词。这档电视节目获得了全军专题片特等奖。

纪录片片头

第二次拍长征是在时隔10年后的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这次我接任了总编导。我首先想到的是，10年前我们釆访到了当时健在的红军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这10年间，两位元帅先后离开了我们，随着肖劲光大将的辞世，10位大将也都离开了我们。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抢救性地采访拍摄，我特别邀请了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铎来演播室主持节目。这一次，我们釆访和收集到张宗逊、洪学智、萧克、张爱萍等10位上将，以及部分开国将领，后来转到地方的领导人，红军后代，国际友人，党史、军史专家以及原国民党官兵等，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影像素材。其中，原红一方面军团政委郭林祥上将，讲述了红一方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的8万多人，到陕北只剩下1万人左右的悲壮历程。原红25军团政委王诚汉上将，讲述了红25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屡建战功，不幸于会师前英勇牺牲，3400名官兵跪在政委牺牲的河边，高喊“我们要政委”的悲壮故事。原红二方面军师政委廖汉生中将，讲述了在阿坝草原上只比他小一岁的警卫员把煮好的牛皮鞋底给他吃，说“你是首长，还要管事”，这种可以牺牲自己来保全同志生命的感人故事。原红四方面军88师政委郑维山中将，讲述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总司令一早来看他们，没有打搅他们，坐在凳子上等他们醒来，并和蔼亲切地和他们谈话的经过。原陕北红军军长何晋年少将，讲述了迎接红25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难忘经历。这些亲身的经历，真实、生动、感人，我建议这档电视节目的名字定为《长征·英雄的诗》。它和10年前的《长征·生命的歌》，被当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领导评价为“堪称姊妹篇”。这次长征节目，获得了中央电视台优秀节目一等奖。

陈荻芳大校在宣讲

两次拍长征，当时在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受到篇幅的限制，还有很多长征的内涵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特别是长征中的许多不可能，最终都成为可能，这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要用充分的时间、足够的篇幅，不断深入采访，逐步深度解读，由此引发了我要第三次再拍长征的渴望。

时间很快到了2004年，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我选择了与7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作为节点，同步制作、同步播出，提前筹划了方案。正当我满怀信心要报选题时，接到了部队要我退休的命令。这个时候，我没向组织提出任何其他要求，而是诚恳地希望再拍一次长征，片名为《解读长征》，每周一集。广告语是“与70年前时空同步，用今日观点解读长征”。

我们摄制组人员很精干，军事科学院长征研究专家徐占权、撰稿人李凯军，主持人唐剑都是一个顶几个用的人。一个28岁的年轻编导，每周通宵达旦好几夜。有一次他无意抓自己的头发，竟然一把把脱落，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刚生完孩子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摄制组，一干就是一年。我当时也已经年近60岁，心理压力大，右腿膝盖突然积液肿胀走不了路，咬着牙靠打针吃药坚持工作。我和摄制组一道勇敢地挑战了拍摄播出、经费筹措、身体透支的极限，节目收视率稳中有升。

长征沿途留下了很多宣传标语和石刻口号，“平分土地”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刻下的最大的标语之一，每个字高7米、宽5.3米，相当于一座3层楼房大小。当年协助红军錾刻标语的老乡说，红军说话算数，说打土豪分田地，就给老百姓分田地。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军旅书法家李铎从标语的数量上、内容上、视角上，特别是用什么样的字体宣传效果最好等方面，解读了红军是一支真正有文化的革命军队。

为了真实体验，我们还把演播室搬到了红军两次渡赤水河的二郎滩渡口现场，泸州电视台把转播车开来了，还专门找来了当年为红军渡河的老船工现身说法，请房东乡亲讲述当年的红军英勇打仗、纪律严明的所见所闻。

《解读长征》从开播到2005年10月，整整一年，共播出了53集，完整地解读了红一方面军、红25军长征的历程。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有一年的长征历程，以及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都没有拍，这成了我当时心中最大的遗憾。

200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电视总公司，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要拍摄一部电视节目，邀请我担任总编导，这是我第四次拍长征，又一次圆了我的梦。我深思熟虑后感到，红军从1934年10月被迫转移，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到1936年10月胜利大会师，这两年创造的奇迹，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绝非偶然。它所产生的长征精神，前与中华民族历经艰难、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后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因此，我找到了展示长征精神承前启后的切入点。

1950年4月13日，我国最长的川藏公路北线破土动工。担任筑路总指挥的就是曾经三过草地的老红军陈明义将军，他率领7万大军发扬长征精神，奋战了4年半，在1954年12月25日，全长2412公里的川藏公路北线修通了。然而，有3000多名筑路官兵和民工，长眠在了这条西部天路上。这条天路平均不到1公里就有一位烈士倒下，这条天路就是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这条路就和长征路一样曲折和艰难，结果又绝处逢生走向胜利。因此，我提议这部片子的片名确定为《长征·胜利的路》。

参加4次拍长征，越拍越有感情，也是我从40至60岁之间完成的，这整整20年成了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味的岁月，我很欣慰，也很享受。虽然我已经退休12年了，但心里总是念着长征，长征是一个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我希望和热爱长征、研究长征、实践长征的朋友，把弘扬长征精神的使命担当起来，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作为新的起点，并永远成为常态。我还希望有朝一日，用我4次拍长征的经验和资源，和我们年轻的电视工作者一起，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再拍摄一部电视片，片名就叫《长征·复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