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产业扶贫切莫一扶了之

中国正开展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扶贫攻坚战，争取在2020年前消灭贫困。一般的看法是，消灭贫困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产业不断升级紧密相关的。

在当前贫困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的14个连片山区时，减贫的主要办法是否仍是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产业，在有些地方却是要存疑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提供了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农村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投入产出回报率较低，农业产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靠发展产业解决当地农村减贫问题，可能造成产业投入低效、当地农民从生产中获利有限，扶贫反而达不到效果。

2017年4月笔者到西南Y县和P县调研，看了几个产业扶贫的点，也听了两县关于产业扶贫的报告，更加深了我对产业扶贫的担忧。

Y县、P县产业扶贫的对策看上去很眼熟，无非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招商引资，流转土地，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带动农民致富，其中的理想办法是“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由公司带动农民致富；二是鼓励农户提高农业投入，搞多种经营，变种粮食作物为经济作物。而这两个方面的实质又只是一个方面，即通过增加农业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效益，以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用一句话说，就是通过调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来让农民脱贫，简称产业扶贫。

大家都知道，仅靠种植粮食作物，农民小规模经营，是不可能致富的。农民要致富就必须种高价经济作物，就要调整产业结构。问题是，在中国仍有占全部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和接近20亿亩耕地的国情下，农产品供给能力极强，凡是高价经济作物都会有大量农户响应市场信号增加种植，使得市场供给增加，最终供过于求，以至于循环出现高价经济作物卖不出去、种经济作物反而不如种粮食作物的现象。

在市场条件下，农户具有极强的响应市场信号的能力，虽然种粮食作物很难致富，大宗粮食作物价格却可以保持相对稳定，风险较小，种经济作物时机掌握得好、可能赚大钱，却也很可能卖不出去亏本。农户要追求这个高价，是要冒风险的。若地方政府替农户作主，通过政府投入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去种经济作物，风险就更高。

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尤其是有些产业通过政府推动形成区域优势，又与当地特定自然条件结合起来，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成功，典型如赣南脐橙、湖北潜江小龙虾养殖。所以如果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策部门到各地参观考察，不是随机而去，而是选择考察这些成功案例，这些官员就可能受到误导，以为调整产业结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投入行政力量来帮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只是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是多么好的动机啊，不可能不成功，因此就有了运动式的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产业扶贫并没有成功。下一任地方政府往往只认为前任政府选错了项目，然后另选项目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也不一定明显。

当前全国有500多个贫困县，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于产业扶贫，这些贫困地区因此引入资本，鼓励农户流转土地加入到新产业的发展中去。尤其是在当前各地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压力下，大量资源投入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上，那些现在看来仍然高价的经济作物因为突然剧增的资源输入，供给必然大量增加，市场供过于求就在不远处等着。如果将全国500多个贫困县调整产业结构的目录拿来比较，就会发现，各地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极为相似，往往是茶叶、柑橘、猕猴桃、枇杷、苹果、西瓜、桃、梨、荔枝、蔬菜、食用菌等。    在农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市场需求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不仅很难赚钱而且会增大风险。笔者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使农户致富，而且可能造成农业收入的下降。相对其他一般农业地区，贫困地区存在着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太便利且信息不灵通的缺点，如果种植经济作物出现过剩，贫困地区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来让农民脱贫，却可能不仅浪费了国家投入调整产业结构的资源，而且让农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还有一个想当然的想法，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建立“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即使在少数地方资本进入农村带动了一方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致富，却必然会增加市场供给，有可能造成整个市场的供过于求，资本下乡从事农业会分割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

简单地说，全国贫困地区试图借国家大量扶贫资源的投入，支持资本下乡，支持产业调整，笔者认为这必须非常谨慎，因地制宜，充分调研，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切莫一扶了之、不顾效果。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