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欢乐颂2》到《那年花开月正圆》：电视剧走向了“历史终结”？

电视剧，媒体泛滥时代的文化主导者，其主要的功能在于讲故事，一个丝丝入扣的故事远胜过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一套精致的布景与铺陈。因此，堪称经典的电视剧总是那些开创了某类讲述方式的电视剧。例如风靡90年代初期的《渴望》，讲述了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中个人选择与时代命运之间的冲突；1998年的《牵手》，颠覆了人们对于“第三者”的刻板印象，让中年人对“爱情”的内心渴望坦白于天下，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2004年的《血色浪漫》所代表的则是从红色岁月中走出来的60后生人，他们生活虽然艰苦，却富有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在荧屏方寸之间冲刷着世俗的气息。

如今，20世纪已接近第二个十年。我们却很难举出一部可以影响时代的电视剧。充斥电视荧屏的除了奇幻类的怪诞故事，就是各色历史传奇人物的别传。如果说《欢乐颂》的第一部还对当代小人物的生活有着些许关照和反应，但在续集中却难以免俗地让各色绚丽的情感生活压倒了平凡人的日常。

没有故事逻辑性的推动，电视剧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个碎片化，跳跃性的片段来支撑起一部冗长的剧集。在动辄七八十集的电视剧中，生编营造的痕迹总是随处可见。

近期热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算是一部制作精良的长剧集大戏。但就其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却毫无新意，只是此前同类模式的再复制：大女主式的故事架构，聚焦式展开，因为没有了多个主角所敞开的不同社会关系，所以不得不诉诸于各色“传奇式”故事地不断插入，以带来不同层面上故事的展开。原本在多主角，散点透视式的电视剧（如《欢乐颂》）中所呈现的多层次的不同故事，在大女主的电视剧中则不得不被揉入到一个人的经历当中。如果在主角人设相对丰富的情景之下，这种故事的展开或许还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讲述方式，但就这一女主角色的设定和演绎而言，多故事线索的综合却总是让人感觉生硬。

故事生硬的原因之一在于，《那年花开月正圆》里商业帝国的起起落落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反复讲述。不同元素的加入完全不能改变其表现方式的重复，观众一次次在无限地压抑中体验着瞬间逆转，而后又被重新拉入下一个深渊。套路化的故事设定在同一部电视剧中被反复演绎之后，无法让观众在其中获得新的快感。

这部《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原著的名字为《大义秦商》。这一名字的修改显然暴露了电视剧编者的主导思想：一个讲述时代巨变时期陕西秦商的故事，原本注定能够以点带面的彰显中国近代变革时期之困窘，如今却成为了一个“野蛮女友”与n个男人之间的“花前月下”情感纠葛，周莹所诠释的不是一个民国新女性，而是近年来被中国观众所热衷的“二姐”形象。这必然让她在商业帝国中的成功变得匪夷所思，让故事的展开漏洞百出。由此周莹的成功所彰显的早已不再是秦商的“大义”，而是多个无厘头的“小情”，对周莹每一次商战的描述都显得草草了事，而其由此产生的各色情愫却被渲染地拖沓冗长。于是一部时代大戏也终因此转变成为了一部风花雪月之小品。

这一电视剧改编的命运近乎成为了近年来多部影视大戏的主调。《芈月传》、《女医明妃传》，甚至《我的前半生》都在用小情感去遮蔽大时代。原因很简单，当电视剧所讲述的故事变成当下人平淡生活的消费品之时，当下拒斥宏大叙事的民众更容易买单的显然是那些小情感的故事。而电视剧资本背后的运行逻辑又要求其模式化的操作，当某一模式成为高收视率的保障，那么它将注定被反复模仿。

故事可以做各色不同时代的转换，但情节与人物的设定却不会改变，依然维护着那个能够带来利润丰厚的故事架构。也正因此如此，或可做这样一个判定：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将进入“历史终结”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