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岷：党代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标

1940年5月，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遭到日军伏击，与他同行的一名党代表不幸牺牲。

与李葆华一样，为了参加党的七大，那次党代会的很多党代表可没少吃苦头。比如陈毅，赴会路上耗时半年，艰险如他诗云：“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再比如刘少奇，那次赴会途中穿越了100多道敌人封锁线，历时9个月才到达延安，真算得上是一次“小长征”。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回忆当年参加七大的艰辛，李葆华曾深情地说：“为什么大家这样冒死也要去开这个会？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都研究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大都在党的发展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一大党成立、二大第一部正式党章诞生、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回望党代会历史，这些改变党和国家历史的决策，哪一个不重如千钧，哪一个不事关宏旨？哪一个不是反映了我们党“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光辉历程？

时间是真理的书写者，地点是足迹的见证者。96年里的19次党代会，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的每年一次，到后来17年、13年、11年、4年等不定的间隔，再到如今每5年召开一次，固定的时间间隔给人更多的是期待；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延安到如今的北京，会址变化的背后，是一个政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的坚实步履。

党代会给人的印象多是庄严，但事实上，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都隐藏着推动历史的惊涛骇浪。拂去浮尘，党代会历史上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那些在会议上慷慨激昂的演讲、据理力争的辩论，还有推心置腹的交流，都是我党为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坚强足音。

党的四大，是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召开的。有多险恶？四大党代表郑超麟曾回忆说：“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而四大召开时的住宿条件，也非常艰苦。四大代表李逸在回忆中说：“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我。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大高个，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被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温暖。”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细节是历史最丰富的表情，其积累和串联往往改变历史的走向”。党代会上任何一个细节的安排，都是为了突出那次党代会的主题。

党的九大上，参加珍宝岛战斗的“小人物”孙玉国火了。那次党代会上，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如何在珍宝岛之战中打败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主席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他鼓掌。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主席再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走到主席台中央，给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还亲切地与他握手，当时的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党的九大安排孙玉国作报告，是会议的安排，目的是为了突出九大“准备打仗”这一会议主题，孙玉国的激情报告，既圆满完成了任务，又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战争准备做了动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代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标注的一个个路标为指引，既撸起袖子加油干，又耐住性子坚持干，我们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