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3)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3)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摘要: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⒃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的节录。第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次谈话时间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释:

⑴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⑵六届四中全会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⑶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⑷王明 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

⑸博古 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⑹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三四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九三八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⑺七大 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⑻陈独秀机会主义 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⑼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⑽中央苏区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⑾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

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⒀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⒁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张弛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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