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2)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2)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摘要: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⑻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⑼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⑽,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我们那时同它就有来往。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它由过去的主要打击对象变成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它的代表就是蒋介石。我们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地主阶级也变成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了。这就是说,对于地主阶级,不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采取减租减息⑾的政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继续同国民党打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就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国民党,抗日也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是地主阶级,不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是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那就会把地主阶级赶到日本侵略者那边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击对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是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又团结又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⑿错误。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⒀,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⒁。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⒂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责任编辑:张弛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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