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源头

《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年来，世界为之不断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深深地烙下了《共产党宣言》的烙印。从巴黎公社原则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建立，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成熟与定型，《共产党宣言》始终发挥着强大制度价值的牵引作用。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中国发展进步的先进制度和根本制度保障。近代以降，为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在各路志士仁人倡导的不同“主义”指导下，相继发起农民起义，搞洋务自强运动，推行维新变法，开启新文化运动，直至爆发辛亥革命。可惜的是，这一系列探索运动都没能使中国人民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而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当探索陷入一种“穷途末路”的迷茫之境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终于找到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随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经过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经历了由基本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成熟与定型。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进一步强调，“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始，就一直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革命时期就把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石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必经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与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就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如《宣言》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先进制度。目前这一与以前所有制关系实行决裂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一成不变，是会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自我决裂，并螺旋式上升为更为高级的所有制关系，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人民性。正如《宣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正是这“两个绝大多数”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设计，又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各种具体体制机制上的实践保障。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我们的制度才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拥护和维护，才能行稳致远。

无疑，《宣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源头。今天，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宣言》发表时间是更远了，而与《宣言》的基本理论是更近了。我们要更加坚定和增强制度自信，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制度及其优势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完成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在解决问题矛盾、完成要求任务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使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发挥出根本性保障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