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永定河：从水脉到文脉

永定河，海河流域七大水系之一，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流经山西省朔州、大同，河北张家口地区，北京市延庆、门头沟、房山、丰台、大兴五区，再经河北廊坊、天津武清汇入海河，流至渤海，全长747公里（含永定新河），流经43个县市，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它古称㶟水，隋唐时期称桑干河、清泉河，金代称卢沟，元、明以后又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名称。河流名称的变化，是其水文状况恶化的一种反映，尤其明清以后变得易淤易决，水患频仍。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大规模整治河道、修筑河堤之后始有今名。永定河从远古流到今，不仅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哺育了包括京、津在内的城市群落，更孕育了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成一道跨越京津冀晋的文化风景线。 

悠悠母亲河哺育华夏第一都

永定河流经北京市境河段长159.5公里，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为过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最古老的河流。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河水从晋北高原穿过太行山脉北端的崇山峻岭奔腾而下，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西北部随意地摆动、宣泄，形成了大片的洪积冲积扇，既造就了肥沃的土地，又留下了大量湖沼和丰富的地下水。正是这片丰泽膏腴的土地，哺育了北京地区最初的文明，并为北京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空间。

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封黄帝的后裔于蓟（《史记·周本纪》），蓟就是历史上北京城最早的聚落名称。它背靠长满蓟草的蓟丘，西邻大湖（史称西湖，今莲花池的前身），中心位置在今广安门一带。蓟丘之为“丘”，就是因为处于永定河冲积扇的一条轴部，地势较高，丘下正是永定河冲积扇的潜水溢出带，绿野平畴，流泉萦绕，湖塘相间；城西的大湖，即由蓟城西北一带的永定河地下水涌出汇流而成。在西湖水系的哺育下，从先秦蓟城到汉唐幽州再到辽南京、金中都，都是在同一城址上发展壮大。元代以后，城址北迁到高梁河水系。高梁河也是永定河故道之一，它接纳来自西北山区的水源，供养着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直至今日之首都。也就是说，永定河水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莲花池水系、高梁河水系，一直是从蓟城到北京城的主要水源。

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煤矿和岩石、沙砾，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提供了必需的建材和能源。早期的永定河曾是重要的水运通道，元朝以后仍有部分河水汇入北运河，为大运河的漕运补充水源。永定河的水利、水害及河道变迁，直接影响着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余年的建都史。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是不争的事实。

华夏民族的文化走廊

永定河跨越了晋北高原与华北平原两大地理单元，途经畜牧与农耕两类经济区域，河谷地带自然成为南北民族交往的通道、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走廊。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西安或洛阳，形成了辉煌的秦晋文化、河洛文化。其后的辽、金、元、明、清各朝相继建都北京，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永定河谷地正是“东移”的路径之一，它不仅为秦晋文化与燕赵文化的沟通，更为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新的文化中心得以落户北京。受其影响，永定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一条蜿蜒奔腾的水脉，同时也形成了一条五彩纷呈的文脉。

距今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出现在永定河上游、今河北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一带。从200多万年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人类活动都在这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遗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泥河湾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昭示了永定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距今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永定河中游出现了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距今约20万~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永定河流域的居民代表是北京的新洞人、山西阳高县的许家窑人；进入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则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山西朔州的峙峪人；新石器时代，又有了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人等。可以说，从200多万年前到现在，永定河流域内的人类活动遍布多地，生生不息。西至永定河上游、东至辽河上游这一大片农牧交错带作为联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一连串问题，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历史的“重头戏”也都在这个舞台上演。

永定河流域的古都、古城、古堡、古村落，反映了五千年华夏民族融合的发展历程。永定河除孕育了古都北京，还造就了古都大同（北魏的首都，辽、金的陪都），以及传说时代的黄帝之都涿鹿（今涿鹿东南四十里之古城），西周末年北狄人所建代国之都——代王城（今蔚县东之代王城），元朝时的元中都（今河北张北县西北）。这些都城，上溯炎黄，下及当代，贯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既有首都、陪都，又有割据政权之都、统一王朝之都；既有中原汉王朝之都，又有北方游牧民族之都。数量众多，类型齐全，构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古都群落。永定河流域分布着众多上迄秦汉下至明清之郡、州、府、县、卫的治所城址，反映出永定河流域行政建置历史的悠久，诸如代县故城、永兴故城、矾山故城、缙山废城、永宁旧城、万全右卫城、故蔚州卫城、故延庆卫城、狼山府城等。它们作为曾经重要的行政建置，展现了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起到了时空标志的作用。出于战争防御的需要，在永定河中上游地区遍布大大小小的古城堡，如新平堡、得胜堡、开阳堡等。它们都有高大厚实的土筑墙垣，有的还甃以砖石，坚固、方正，自成一体。这种城堡形态的古村落在永定河流域普遍存在，显示出民族交错地带的聚落特征。永定河流域的其他古村落，相对保存较好的也不少，如北京的爨底下、灵水、三家店、琉璃渠、水峪等；河北南留庄、北方城、暖泉镇等；山西省的觉山村、小石门村、神溪村等。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日益成为旅游热点。

异彩纷呈的宗教文化遗产展现永定河流域文化的兼收并蓄、包容大气。在永定河流域，宗教文化遗存具有数量多、种类全、名气大、年代久、保存好等特点。北京的门头沟区犹如这条宗教文化带上的一颗明珠。据不完全统计，门头沟境内有寺庙 375 座，时间跨度自汉唐至明清绵延两千多年，如汉代始建的瑞云寺、灵泉寺，晋代的潭柘寺，隋唐至辽金的戒台寺、灵岩寺、灵岳寺、大云寺、白瀑寺等，元明清以后的则不可胜数；种类上不仅覆盖释、道、儒、俗，还包括来自西域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从等级、功能上看，上及皇家寺院，下至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山神、土地、龙王、马王、虫王、树王、苗王庙等无所不及。还有独具地方特点的永定河河神庙、采煤者供奉的窑神庙等。如此悠久、繁多、迥异的宗教文化实体，反映了永定河流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的持续性。

永定河流域的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化既具流域共性又有各地特色，呈现多种形式时空交织、相互辉映的状态。花会、幡会、秧歌、锣鼓、社火等，本是中原农耕民族为庆祝丰收或春节、元宵等举行的节庆活动，在永定河全流域同样盛行，但融入了很多北方草原民族热烈、奔放、雄浑、大气的风格。比如，上游地区的梆子戏、秧歌戏、北派皮影戏、蹦蹦戏等曲调高亢苍凉，内容和形式都有游牧民族生活的印记；同样是社火，河北蔚县的打树花、拜灯山，涿鹿的绕花，门头沟的台火等，呈现火树银花的方式不同但都反映了对火的礼赞，既有草原民族以火驱兽习俗的保留，也有流域内采煤、冶矿业发达的体现。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永定河流域的民间戏曲大都流传久远。门头沟古幡乐保留了明代祭祀孔子用的礼乐，柏峪的秧歌戏被称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京西太平鼓、浑源扇鼓和云胜锣鼓等民间鼓乐舞，包含了远古时期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爽朗大气的性格特征。永定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沉积和延续，又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化元素流布和途经的影响与痕迹，这正是永定河这个文化走廊所具有的独特气象。

京津冀晋协同发展的天然纽带

地缘相接、文脉相通，自古以来商贸与文化通道的优势，使永定河成为联系京、津、冀、晋四省市的天然纽带。十年前，尹钧科等著《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总结出了“永定河文化”的概念及其具体内容，门头沟区也率先成立了“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为认识、宣传和推广永定河文化做了很多基础工作。随着各地对区域生态治理及文化保护的重视，以文化为轴线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变得越来越切实可行。从全流域而不是某一省市的视角认识永定河文化，借助于文化资源的整合来谋求京津冀晋的联动与合作，将为实现全流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夯实区域协同的文化基础，提供长远动力。

如今，运河、长城、西山三大文化带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北京市也已将其列入文化战略工程予以规划实施。但其实，从文化的丰富性、原发性以及影响力等方面看，永定河文化带的内涵更高一层，外延也更广。如果说，运河、长城和西山三大文化带是在北京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画了一个半圆，那么，从地理方位和地缘关系上讲，通过永定河文化带补上西北—西南—南部这一缺口，则更能带动发展相对滞缓的北京之西北、西南地区，更直接地串起京津冀晋的文化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京津冀文化发展圈。

以生态涵养和文化驱动为主题的永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不仅将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带来极大改观，还必将为相邻的雄安新区的长足发展提供广阔而纵深的环境背景和人文支撑。倾力打造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又有历史文化根基的永定河文化带，不仅是对北京“三大文化带”的深远拓展和有力补充，也是带动全流域协同发展的有效举措。在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和“一路一带”建设的进程中，永定河文化带将日益展现其特殊价值和巨大潜力，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