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长城文化带：从农牧交错到民族融合

地处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而长城文化带又是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走廊。

长城的修筑

从华北、东北部范围来看，历史上有三次大的修筑长城，一个是燕秦时期，一个是北朝时期，再有就是明朝时期。战国时期，燕国为了抵御匈奴侵扰，在设置北边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基础上，开始修筑长城，史称燕长城。从目前考古调查来看，燕长城的基本走向为东西向，同时存在两条并行的长城，即燕南长城和燕北长城。燕南长城又称易水长城，西起太行山东麓，东至子牙河西岸，主要分布在今河北省的易县、徐水、新安、文安等境内。至于北长城，是燕国的主要长城，分布在今河北省的张家口、沽源、丰宁、围场等县市和内蒙古的多伦、赤峰、敖汉旗等旗县，以及辽宁省的阜新、抚顺、本溪等县市，全长约1000公里。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在燕、赵、秦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缮，连接成真正的万里长城。

据有关人员考察，北朝时期的北齐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修筑新线长城，始经行今北京地区，北周、隋唐时期曾不同程度的修缮利用过北齐长城，最后明朝又利用了大部分北齐长城的基础，进行大规模改建，形成并遗留下今天北京地区雄伟壮观的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现存的昌平北西岭古长城遗迹、延庆双界山古长城遗迹、密云古北口古长城遗迹、门头沟大村古长城遗迹、昌平白羊沟古城堡遗迹、密云司马台古长城遗迹，都是北朝长城的残留。这类古长城虽只是简单的石垒城垣，墙体较矮，但依然蜿蜒傲立在现代文明之中。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长城，是明代长城的物质与文化传承。明朝对于长城的修筑，无论从规模、数量、技术等方面来看，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当时虽然明朝建立了新政权，但残元势力一直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和国家安全。同时，明初与残元势力几次交战的失败，也使得明太祖放弃了彻底消灭残元军事力量的计划，而是以长城为防御堡垒实行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安全战略。于是明初就修筑了从燕山山脉到军都山脉之间的关隘。永乐之后，又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整个防御边线再次内缩，边防界限被迫南移数百里。特别是“土木之变”后，长城的一些关隘和城堡遭到了严重破坏，代宗即位后，立即下诏修复沿边关隘。至武宗、世宗朝，由于朝廷腐化，国力衰弱，使得朝野上下从心理上更加依赖长城这道坚固防御工事。因此，明朝廷投入更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修缮和加固长城，明长城全线相连，形成了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也造就了后世一项非常宏伟的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的功能

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长城的功能有这样的基本认识：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是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的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这是统治者为保卫自己国家安定和平的需要而修筑的最好的防御工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长城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是有变化的，并非单一的军事防御工事。以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为例，它的功能与作用就是多方面的，既有防御功能，也有开拓功能，同时还有隔离与融通功能。主观上，中原王朝统治者修筑长城是希望它发挥隔离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而客观上却起到了联系与融通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这样的认识，显得更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在北京历史上，燕秦长城，对于整个北部边塞，确实起着军事防御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开疆拓土、文化经济对立与融通的功能。进入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面对地方割据势力和诸多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的形势，修筑于蓟城附近的长城，成为各个军事力量的争夺基地，同时又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走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发挥到极致，是在明朝。但同样无法泯灭长城脚下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融合。

长城与民族融合

在北京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融合是一条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长城文化带作为一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走廊，在北京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思考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观察长城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孤立地去看长城，必须把它置于长城南北经济、文化和民族格局这个整体之中，即把它作为一个长城带做总体考察，长城的地位与作用寓于长城带的地位与作用之中。

长城在设置起初，军事防御确实是其主要功能。燕长城的设立，就是为了“拒胡”，即防御匈奴的侵扰。长城文化带就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文化生态的一种军事对峙与自然隔离。西汉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就曾“居长城下”而躲避朝廷的讨伐，周勃等文臣武将“追至长城”，在无望的情况下，卢绾最终逃亡至匈奴。可见，长城在军事力量争夺中的地位和作用。武帝时期，韩安国屯兵渔阳（郡治在今北京怀柔区），目的也是“备胡”。东汉初年迁徙上谷郡等吏民至居庸关以东地区，也是为了“避胡寇”。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下令一百八十万人修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到恒州九百余里”，这是缘于突厥不断侵扰幽州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北京地区现存的所谓北齐古长城，很可能就是这一战略的历史文化遗存。

不过，在客观上，长城文化带却起到了民族融合的走廊意义。从地理形势来讲，幽燕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少数民族相邻。战国时期，“东北边胡”成为这一地区形胜的一大特点。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不断南下，在侵扰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融合、经济交流，并逐渐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即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秦汉帝国和南接秦长城的统一的强大匈奴多民族政权。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在长城带的民族融合，直到北周、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

通胡市，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已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中原政权为了加强军事防御，不断进行移民和屯田。秦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迁移数万农户前往北部边地居住屯戌，与原居民杂处。两汉时期，更大规模地向长城移民，扩大了长城以南的民族融合。移民和屯田，使得双方文化和经济交往成为一种常态，为长城文化带这一民族融合走廊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即使双方的军事争夺中，民众和物质资源的被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交融。原燕王臧荼，其儿子在父亲被灭之后逃往匈奴，直接促成了燕王卢绾联合匈奴反叛的历史事实。燕王卢绾率领部下万余人降匈奴，这对双方的文化和经济融合起到了一定推进作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时期，乌桓主要分布在上谷、渔阳、广阳等沿边郡县的长城内外，与汉等民族杂处，参与汉末军阀割据战争，逐渐融入汉等民族之中。鲜卑一族，更是吸收大量匈奴遗民，参与汉、匈奴、乌桓等民族的民族融合，历史上的拓跋、宇文等鲜卑各部都是这种融合的历史产物。

秦汉以来有利的民族融合形势，因汉末魏晋长期分裂和军阀割据战争而受到影响。十六国北朝时期，幽燕地区正处于各族力量争夺的核心区域之一。统治者强迫边地民族大量内迁，形成长城带民族又一次大流动、大融合。鲜卑段氏、羯族石氏先后对幽州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鲜卑慕容氏建都于蓟城，即前燕政权，后再次统治幽州，即后燕政权。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对幽州蓟城进行经略。北齐政权时期，契丹与突厥不断侵扰幽燕地区，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再次建立，北京继续成为东北的一个军事重镇，也是南北民族文化交流中心。这一时期，东北及北方的突厥、契丹、室韦等民族不断内迁于幽州地区。特别是契丹占据了幽州，并在幽州城设立陪都，即辽南京，为五京之一。辽将大量契丹人迁往燕、云地区，大部融于当地居民之中。后东北兴起的女真及所建立的金朝，灭辽，统治了幽燕地区，海陵王还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即为金中都。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民族融合更是成为当时历史文化的主流。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墓葬，特别是壁画墓，所反映出来的葬制和礼俗，印证了这一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同时，辽金时期，也有大批汉族从长城以南迁往东北。辽都城上京地区就有从幽燕等地迁来的汉族，金灭辽后，并没有占据燕京，而是大量迁徙燕蓟地区民众前往金人故地，留给宋人的只是一座空城。这一时期，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都突破了长城防线，将长城内外融为一体。辽南京是当时南北文化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金中都则上升为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为北京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做好准备。

蒙古族及其所建立的元朝，满族及其所建立的清朝，在北京历史民族融合上不断向前推进。元大都的建立，使得北京首次成为全国统治中心、文化中心，南北、中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全面而深入。无论从元大都的建筑风格，还是元大都的文化教育，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地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繁荣气势。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又是一个东北民族，即女真人的后裔满族。通过满蒙联合，满族统治者较早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同时，入关以后，特别是建立大清帝国后，清朝并不像以往历代朝廷修筑长城来加强防御和隔离，而是逐渐废除了这一屏障的军事防御功能，实行了更为广阔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得长城文化带真正成为南北民族文化交流的舞台和走廊。通过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略，清朝统治者在民族关系处理方面更加成功。当时北京地区，已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各民族杂居、融合的中心地带，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