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隆鸿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扩张与列强的应对

日本“华北驻屯军”成立于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产物。1911年，日本试图趁中国辛亥革命内乱之机，向华北增兵，扩充驻屯军实力，但遭到了列强的反对。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日本利用与列强共同强化华北防务的机会，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增加了驻屯军的兵力。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随即在列强的默许下，于次年将驻屯军编制升格，扩充驻军人数，并不断在北平丰台等地向中国军政当局进行军事挑衅，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的爆发。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增兵华北的尝试与列强的反对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1901年9月7日，清庆亲王奕劻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列强有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及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十二处要地驻军的权利。此前，各国指挥官已在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的召集下，于当年4月举行会议，商讨各国具体的驻兵地点及人数。这次会议决定，将军事占领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与“平常时期”，在“过渡时期”，联军总数为12200人，其中日本驻军为2600人，等“过渡时期”结束，正常秩序恢复后，联军总数降为8200人，其中日本驻军缩减为1650人。根据这一协议，同年10月24日，日本“清国驻屯军”编成，首任司令官为大岛久直中将，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此后十年间，“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所减少，到了1911年6月，其兵力已缩小至530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爆发后，日本对时局发展极为关注，决定采取支持清朝政府的态度，以换取清廷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权益。

根据这一政策，当清政府秘密委托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代向日本政府紧急购买军火时，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指令驻北平公使伊集院彦吉，设法给予供应。除了向清政府提供军火援助外，当时日本的军政界高层，还试图趁中国内乱之机，出兵华北地区，扩充驻屯军兵力，以控制中国核心区域。10月13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在向海军省提出的《关于对清国用兵》的方案中，便指出日本应乘此时机，出兵“占据直隶、山西，领有清国中央地带之资源”。

但日本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进入20世纪后，日本与英国在1902年至1911年间，签订了三次同盟条约，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英日同盟成为日本在远东地区扩张的有利工具。由于与英国结盟，日本的对华政策，势必要受到英国态度的制约，而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革命党和清政府的态度极为谨慎，也对日本支持清政府、出兵华北增加驻屯兵力的主张并不赞同。

除了英国以外，美、俄两国对于日本的出兵计划，也并不支持。自《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在华北地区仅驻有很少的部队，基本为同时期日本驻屯军兵力的十分之一，驻地也仅限于北京使馆区，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话语权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借机欲再次扩充兵力，甚至出现日本独霸华北的局面。同样的，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出兵华北要谨慎，不赞同日本出兵华北，扩充兵力。

由于列强的一致反对，最终日本放弃了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计划。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彻底放弃派兵的念头。1912年1月，英、日、法、美、俄、德六国签订了“防护铁路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很成功的得到自山海关至滦州一段的六十一公里地区，配置了五百九十九名的防护兵员”。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出于保证其在华优势地位的考虑，采取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同时伺机出兵华北，增强驻屯军实力，以控制中国的核心区域，但由于英美等列强的反对，日本大规模出兵华北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最终还是借防护铁路的名义，与英国达成妥协，变相地增加了“华北驻屯军”的兵力。

北伐时期日本强化华北防务与列强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中国展开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24日，占领南京。就在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日，城内却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到了抢劫，并出现了外侨致死、致伤的情况，是为南京事件。事后，国民政府对事件进行了调查，认为骚乱是北洋军阀余部所致，然而列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骚乱是北伐军所致。

此次事件，对英国的触动极大。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在华最大的利益受益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力下降，此时的英国深感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确保华北的安全，认为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维护共同的在华利益，日本便被当作一个首选的对象。南京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3月28日，英国驻日大使蒂利便明确告知日本政府，“英国不会也不将保护除上海以外的任何殖民地，比如天津，因此在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英国期待日本对华北地区给予更多的保护。此外，日本应该在华北地区承担所有的军事责任”，希望日本能够尽快出兵华北，增强其驻屯兵力，以防卫北伐军可能带来的威胁。

就在英国要求日本加强华北地区防务的同时，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已经迁都到武汉的原国民政府呈对峙状态。由于此时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态度并不了解，因此不愿贸然出兵华北。5月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表示：“我认为关于我向中国派遣部队的观点存在一些误解，我始终认为在派兵问题上需要谨慎。”与此同时，田中还告知来访的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百里，希望北伐军在徐州停止前进，暂缓北伐。可见，此时田中认为，只要北伐军不进入到日本拥有重大利益的山东地区，日本便不打算响应英国的号召，出兵华北。

但是，中国的北伐进程并非按田中所愿。5月中旬，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也自西向奉军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田中最终改变了原先的政策。27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抽调2000兵力前往青岛，以护侨为名威慑北伐军。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的同时，还决定增兵京津，增强“华北驻屯军”的兵力，以保护京津一带的安全。当时田中内阁，决定向驻屯军增派5个步兵中队，同时把现有驻屯中的3个步兵中队的回国暂时延期，使“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达到8个步兵中队。5月底，日本在北京的驻军由307人上升到800人，在天津的部队由1000人上升至2500人，此外还增加了一支海岸警备队，一支炮兵部队和一支航空部队，使得驻屯军的兵力比原先增加了两倍。

得知日本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强化了华北地区防务的消息后，列强对于日本增兵华北的行为纷纷表示支持和赞许，据《顺天时报》报道，“兹闻昨日上午十时，公使团亦在荷兰公使馆开会，欧登科主席，讨论华北防务问题，当时各使对日本出兵山东及华北一事，皆认为应当”。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日本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在西方列强的明确支持下，以威慑北伐军，强化华北防务为契机，成功加强了“华北驻屯军”实力，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扩编驻屯军与列强的默许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不久便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5年5月，日本借口天津日租界内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以及热河南部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区”，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两起事件，向国民政府发难。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面见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其提出“宪兵第三团及类似的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对与此次事件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而与上述各机关通牒，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等，有必要予以罢免”。6月10日，何应钦以口头形式通知日方代表，表示接受条件，但日方并不满足，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7月6日，何应钦复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形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通过这一协定，南京中央政府势力被排挤出华北地区。

此次就华北问题的对华交涉，基本上是由“华北驻屯军”单独进行。因此，可以说，“何梅协定”的达成，不仅提高了驻屯军在日本军部中的地位，而且增强了驻屯军操控华北事务的野心。同年9月24日，继任梅津美治郎担任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发表对华声明，提出三项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明确规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实施时，原则上直接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并且始终以内部指导为主旨”，这样就授予了驻屯军在华北问题上独立、强势的话语权。

在日本策划“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的过程中，英美等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并没有过多的干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刚刚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和平主义情绪也十分浓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和平主义者不要过问战争的主张。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美国当局不想因为中国而得罪日本，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1936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应让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继续贯彻近年来所奉行的非常明智的政策，即一面步步坚持立场，一面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刺激，……在满洲吃闭门羹，我们容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打一仗；日本再侵略中国其他部分，我们无疑也会容忍。”而英国的态度也与美国相似，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回忆，华北事变期间，“有一次，当关东军的重型轰炸机在北平低空飞行示威时，一个平素和我交好的英国武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飞机飞的太低了，已影响工作，大使让我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说：‘好吧，我转告他们再稍微飞高一点。’英国武官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由于英美等列强对日本侵略华北的行为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使得日本可以有恃无恐地按照既定方针增加驻屯军兵力。1936年4月18日，广田弘毅内阁颁布陆军第六号令，将“华北驻屯军”编制升格，其司令官职务由原少将级提升到中将级，并改由军部任命为天皇亲授。扩编后的“华北驻屯军”下辖一个步兵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另有驻屯战车队、炮兵联队、骑兵队、工兵队等部，总兵力达5774人、马648匹，已然从一支单纯的防守部队升级为攻防兼备的野战军。

“华北驻屯军”扩编后，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1936年6月及9月，日军先后两次在北平西南的战略要地丰台挑起事端，最终于9月19日强占丰台。随后，日军不断在平津一带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据统计，1936年，“华北驻屯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演习，1937年1月至5月，进行了3次大规模演习5。自6月起，日军更是以夺取宛平县城和卢沟桥为目标，昼夜不断连续演习，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中日之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

[参考文献]

[1]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M].台北：正中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