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对北京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深远影响

北京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制定了《北京市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着力构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交往平台、人文交流平台、科技支撑平台和服务支持平台。对外直接投资在拉动贸易、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金融发展空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为北京经济和金融发展增添新动力。

直接投资助力北京国际交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夯实国际交往中心地位。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是最重要的国际交往活动。打造国际交往中心，就是要不断提升北京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由于产品内分工已成为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模式，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擎作用。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本文运用中国海关总署2003年至2015年的数据，选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基于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北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贸易效应。2016年，北京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为958.5亿美元，居全国第四位；占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4.2%，同比增长9.3%。尤其是，北京地区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份额显著上升，由2013年的11.5%升至2016年的13%。毋庸置疑，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拉动了北京具有比较优势的科学技术、通讯信息、文化贸易，还改善了北京的贸易国别结构，拓展了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发展空间，使得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一方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对外转移具有比较优势的富余产能，有利于加速“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让出资源和空间；另一方面，境外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品牌，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先进技术、养老服务产业等移植到国内，有利于北京促进技术创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加快“补短板”进程。

首先，资本净流入转变为资本净流出，北京开始运用具有优势的金融资源配置国际要素。2016年，北京对外实际投资155.1亿美元，同比增长62.3%，而且首次超过吸收外资金额。双向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北京经济实现中高速平稳增长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次，对外直接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发展。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使得金融业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创新产品、渠道和服务，还带动律师、会计、税务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扩展业务。此外，基础设施联通需要高端的通讯、电子设备，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共商共建共享需要顶层设计、政策协调，必须以增进文化交流为基础，这就为北京促进科技、信息、文化、教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再次，更加突出服务型经济特征，强化首都核心功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加快京津冀三地资源优势整合，推动城市功能互补和产业错位发展，构建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

直接投资拓展北京金融发展空间

（一）强化北京人民币发行与管理中心地位。

在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扩大“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可从三条路径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一是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使用。在以中国出资、中国设备或劳务采购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投资项目中，基于控制建设成本、降低汇率风险考虑，使用人民币成为理性选择。二是直接投资产生贸易效应，在扩大双边贸易的同时，提高了中资跨国公司的贸易主导权和议价能力，为扩大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创造了条件。三是直接投资促进金融机构国际化，壮大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生力军。企业跨国经营增加了跨境投融资、结算、资产和风险管理需求，迫使金融机构扩大海外布局。近年来，金融机构海外布局的重点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国际化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形成顺畅的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提高人民币使用的国际吸引力。

北京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在地，也是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总部基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产生了更加复杂多样的需求，需要中国建立国际化的人民币供给机制，培育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和高效配置资产的金融市场。这就促使北京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结构，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元金融供给模式；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人民币发行中心和管理中心的地位。

（二）巩固北京国际交往与金融管理中心地位。

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动员全球闲置资金，为投资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高的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合作基金等多渠道调动国内金融资源，鼓励企业积极投资“一带一路”建设。

亚投行、亚洲金融协会以及上述国际投资基金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和金融聚集效应，有利于提升北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品牌价值。例如，2016年，北京新增金融机构26家，其中包括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总部、VISA中国总部、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金融街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超过1170多家，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金融市场更加多元化。中关村各类科技金融机构达90余家，累计发放科技贷款近千亿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金融资产交易所、水权和电力交易所业务规模扩大，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强化了北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总部设在北京，使得北京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中心、金融和行为监管中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北京将在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中获得更大话语权。

（三）提升北京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可形成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经济走廊建设相互契合，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众多国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总部的北京应充分发挥大本营作用，加快构建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体制和市场联动机制，例如，创建新型的区域金融一体化制度，提供标准一致的金融服务，构建互联互通的金融渠道，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扩大直接投资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

尽管直接投资为北京经济稳健增长、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扩大直接投资也给北京经济金融发展带来新问题、新挑战，必须高度重视：一是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有研究表明，全球最高的十大地缘政治风险中，前八大风险均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是金融创新不足风险。国有银行、大型金融机构创新动力较弱，致使金融结构不尽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资本市场不发达。三是风险管理压力大。金融业国际化和外贸依存度较高，容易遭受来自贸易、资本市场波动的冲击，引发资金跨市场、跨区域、跨国界流动，导致金融风险交叉传染。

（一）加强对国家风险的监管，加强立法和国际法律、政策协调。

根据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最新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风险变化，多渠道管控风险。政府应该加强立法保护、政策沟通和国际合作，签订双边和多边投资协议，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建立国家风险损失赔偿机制，努力降低企业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重点建设全面、及时、常态化的风险管理系统，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完善金融信息平台，促进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积极沟通，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改善直接投资结构，提高金融、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比例。

北京有关部门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力度引进发达国家的高精尖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助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整合金融、科技、文化、信息等优势资源，做好详细的产业发展与对外投资规划，优化经济金融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国际化步伐，将制造业作为未来3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攻方向，为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以期获得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为北京实现“四个中心”的目标不断增添动力。

（三）大力发展金融科技，运用先进技术提高北京金融管理中心地位和资金配置能力。

北京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我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推动电子商务、电子结算。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人们的货币使用习惯，构建人民币计价结算、支付的新平台，超越传统的国际货币形成机制与路径，快速获得人民币使用的网络效应。充分发挥金融总部跨地区、跨国界配置金融资源的优势，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发挥枢纽作用。

[参考文献]

[1]蔡奇. 政府工作报告[N]. 北京日报，2017-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