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本探寻马克思的思想世界

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既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也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尤其如此。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甚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和评价，是很难走进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的。

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原始文本、文献对马克思思想演变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试图在困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一些难题上有所突破。

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少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但如果追溯马克思思想起源时期的情形，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观照，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实质关联：“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经千年风雨洗礼如今仍巍峨耸立的那些古罗马恢宏的建筑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构成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而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田，在“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在爱中体味、追问和展示爱的功能和内涵、浪漫与困境，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的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绝不是面对传统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细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

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逻辑线索及其实质

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继而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4年2月促成第一卷的出版。通常把这一阶段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本包括：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8封）、《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这些是表征马克思哲学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以往将其概括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这些文本的内容，就会知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而“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而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的“新哲学”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关系、过程和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