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体状况，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进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主要矛盾阶段性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同时孕育体现新时代解决矛盾的新理论、新战略。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新时代的到来，产生作为新时代标志的理论及其方略，这就是新时代主要社会现实的内在逻辑，它们以主要矛盾转换为基点，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

引言：时代分析的理论途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政治判断的依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有助于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有助于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观察，社会发展时代或时期的划分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阶段性标志。这样就产生了三种时代划分，一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作为划分依据，如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划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四个时代或四种类型的文明。［1］二是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体即社会形态，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三是以变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内容作为划分依据。这种划分的具体依据呈现多层次多维度，如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划分；国家层面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划分；同一历史时期的里根时代、老布什时代、克林顿时代的划分等等。

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个方面为依据划分时代，便于具体专业领域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单一的时代划分依据不能全方位理解新时代的复杂性。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多重因素，受制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征即社会主要矛盾。本文试图整合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改革战略三种途径，综合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以期深化对新时代的理解。

一、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跃进是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总体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各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只能按人口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经过近40年现代化建设的不懈努力，无论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过程的组织，还是财富增长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步入消费经济，生产力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或正在实现跨时代的飞跃。

其一，生产力要素的科技水平进入工业时代，并显现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的趋势。2016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百分之十几发展到56%，主要农作物生产作业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5%，主要农作物科技改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6%。［2］工业技术方面，2010年中国专利拥有比例和人均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高于世界平均值。2010年中国ISO认证企业比例、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已达到经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服务业呈现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趋势。城市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并快速覆盖农村。2016年农村电商已覆盖全国2/3行政村，实现增加值达到8945亿，吸纳劳动力2100万。［4］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他以化学为例说明：“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仅表现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而且对改进其他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起重要推动作用；它不仅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使生产工具更新换代，而且使劳动者用新的生产工具推动更多的生产要素，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使用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进步的主线和灵魂，生产力要素的科技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的科技水平，是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标志。因为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

其二，生产过程的组织由简单协作式经验管理进入工业社会的科学管理，呈现信息社会分散的网络化管理特点。管理也是生产力，其权重随着生产过程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分工必然需要协作，“协作产生社会劳动生产力”；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7］一种“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而生产协作过程的顺利实现必然需要管理发挥“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8］管理把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管理由经验到科学，是生产由小作坊到大工厂、劳动由个体到群体、经验知识与劳动者分离的必然结果。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机器大工业阶段，生产过程本身“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9］专门从事科学工作方法研究的管理机构及其计划职能，与现场工人与工头运用标准操作方法的执行性职能相分离；分工拓展到管理领域，便发展为以提高生产力为核心的科学管理。

经过几十年的引进、消化与创新，中国企业的生产管理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已经逐步告别经验管理，进入科学管理并出现信息社会的管理特点。一项对北京地区和全国230多家企业和1200多项国家级管理现代化成果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实现了现代化管理。在中国前100强企业中，有55.1%的企业核心业务流程信息化达到高级水平，优秀企业信息化正迅速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迈进，开始向国际水平靠拢。［10］个别企业如海尔集团，实现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性应用，成为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学案例。

其三，财富增长水平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挺进。2010年，中国GDP达到6.04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进入3976~12275美元的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10个指标中8个已经达标，分别是城市人口比例、医生比例、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农业增加值比例和服务业增加值比例。没有达标的2个指标分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和农业劳动力比例。并预测，按2000—2013年年均增长率计算，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1960年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1］2016年，中国整个劳动力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已从1978年的70%降到27.7%。［12］达到低于30%的指标。2017年，人均国民收入也将达到9100美元的标准值，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12276美元的底线。

毫无疑问，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完成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接下来30年，将进入以生活质量为中心的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阶段，迈向承前启后的新时代。

二、主要矛盾阶段性转换的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换，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首先，作为新时代依据的主要矛盾。历史地看，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中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基本矛盾贯穿其中的社会情势不同，主要矛盾会出现阶段性转换。在现代化导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由于改革开放40年生产力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相当程度满足，主要矛盾获得缓解。与此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出来，“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需求的提高和扩大导致满足需求的重点领域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必然随之转换。

事实表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或现代化后期，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内容的矛盾因素充分显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民生与物质文明相比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体现基本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等上层建筑建设任务繁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上升为时代主旋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这种阶段性转换，虽然不改变现代化导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但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现代化明显不同于前期单纯的工业化城市化，确是不能忽视的重大国情，它所展现的现代化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

为什么说主要矛盾的转换是新时代的依据？因为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时代的本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余年现代化过程中，几十年经济建设成就使“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明显改观，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呈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特点，这种状况不能满足已经超越单纯物质层面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中心任务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特别是提高人民对社会安全、秩序与正义的满意度。这就是现代化后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其次，主要矛盾转换的现实依据。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那么，这些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都是什么呢？报告列举了七个方面，除了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之外，主要表现在民生、法治和党建三个方面，它们集中于上层建筑领域。因为民生领域发展的短板，不是单纯民生问题，要通过国家相关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才能解决。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观察，即使是环境生态问题，作为市场主体追逐利润而导致的负外部性，也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解决。在新时代开启的2012年十八大时，这些问题已经凸显。2012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有：“贫富分化严重”（75.4%）、“权力不受制约”（59.4%）、“利益集团坐大”（52.8%）、“生态环境恶化”（52.6%）、“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50.3%）。

一是民主法治问题。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面临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机遇。但是，现实政治制度化水平包括人大制度建设、农村村民自治、基层协商民主等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不能充分满足吸纳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需要。在法治建设领域，问题表现突出：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部门立法和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12］

二是社会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虽然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诸多方面，但居民收入水平是最基本的综合性指标，没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很多民生问题都难以解决。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大约0.49。

三是管党治党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言，共产党不仅是政治法律制度的核心部件，而且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灵魂。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和命运。然而，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松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前，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负责任的问题突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构成严重威胁，已经到了历史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