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

柴宝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

（“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学术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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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志、各位同学：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就新型政党制度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和分享。

今天在座的既有著作等身的学界前辈，也有冉冉升起的学界新星；还有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的各级党政干部，所以我在这里做发言也是诚惶诚恐，权当是抛砖引玉，就我自己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给大家主要汇报交流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即新型政党制度的多维度分析；第二，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第三，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第二、三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专家，从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两个问题我集中于一点，以政党认同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这个点切入来谈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一、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

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的委员，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应该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这么鲜明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词，但是这个制度自1949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并逐步发展。只不过我们用“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词去概括它，应该说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说它是新型的呢？因为它有“三新”。第一个“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个“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有的学者也解读为：第一个“新”是新在利益代表；第二个“新”是新在功能；第三个“新”是新在效果。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约我写一篇文章，谈一谈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怎么样来理解新型政党制度。我就写了《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这篇文章。我大概从五个维度给大家详尽解释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第一，结构的维度；第二，历史的维度；第三，理论的维度；第四，文化的维度；第五，功能的维度。

第一，从制度结构来看，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旧型政党制度尤其是跟西方政党制度做一下对比，会发现：西方以竞争性选举为主的多党轮替的政党制度，我们称之为旧型政党制度。而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在西方竞争性的选举中，西方的政党结构体系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多元的，没有领导党，没有一个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二，它是竞争的，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对立、相互辱骂，甚至为了相互区分、相互对抗而对抗。一句话，它们是“多元”与“竞争”的。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也是要领导的。第二个词是“合作”，就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的政党关系中没有反对党，只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这是特殊语境中的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领导”与“合作”应该是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一体两面，在这个意义上就与西方政党结构当中的“多元”和“竞争”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之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或者中国的这种政党结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显著、最鲜明的一个体现，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扩展一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实际上跟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最管用”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一个效用问题。世界上有十几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治理绩效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应该是非常值得赞许的。当然，西方国家也面临一些治理困境。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之维”。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人探索过很多道路，像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对中国政治架构、政治革新的思考，但最后都归于失败。我们也学习过西方的技术、制度、文化，但都遭到现实的冲击而流产。在政党制度的建设上，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也出现过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我们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进而开展了组建两党政党的活动，但最后也失败了。抗日战争之后，中间党派推行所谓的“中间路线”，也想搞两党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最后以失败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了分化。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的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选择。

当然，可能我们要问，历史不能决定未来。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说，历史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明。这太极端了。如果历史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明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都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历史背后所蕴藏的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上的高歌猛进带来了政治上的一些改变。一些学者也好，思想家也好，或者是一些从其他角度来思考中国政治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来讲，我们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四元模式的改革。也就是说，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讲，国家是主权的拥有者；政府是主权的行使者；社会是人类联合的共同体；政党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就像工青妇一样都是社会组织。政党通过控制政府来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那么，政党会退出社会吗？我认为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幻象。有些学者老是看到西方所谓的建筑上面的高塔多么辉煌壮丽，而不去看他们的地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那么，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学者谈到，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做得很对了，但老是被西方人说我们做错了。我也很赞同这个说法。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我们的政党存在的理论根基。实际上，西方政党是国家先于政党，在基本的宪政结构下，新兴资本主义和旧的贵族以及新兴资本主义之间为了争夺国家领导权，不至于实现国家的分裂，便有了这种妥协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而中国共产党是先于国家出现的，它是以政党的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与选举型政党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政集团也是可以的，它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不同的政党责任和价值观念、不同的阶级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的不同的关系模式，就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所以中西方自然驶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道。所以，这是我们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和现实去完善。这是第三个维度，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维”。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党制度，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政党制度？即便是多党竞争的制度，法国、德国、日本也都不一样，为什么？除了所谓的选举制度的差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日本之所以会形成所谓的“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与日本大和民族“菊”与“刀”的双重性格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俄罗斯的政党之所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与俄罗斯人对权威和大国的迷恋产生的宁可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有关系。那么，新型政党制度所形成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和合”文化。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合文化。在《之江新语》中，他谈到了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之一。“和”是什么呢？和谐、和平、中和。“合”是什么呢？汇合、融合、联合。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也是在新型政党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就如同有些国际学者讲的那样，中华民族是一个尚和的、包容的民族，作为中国的敌人很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所以，我们说和合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